一、統一方式與“一國兩制”
“祖國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①“統一”是一個由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各方面融合與包容的集合系統概念，同時也是一個動態演進過程。建國後，中國共產黨歷代領導人經過70餘年的不懈努力和鬥爭，不斷提升國家綜合實力，豐富“反獨促統”的戰略與策略，使我們處於比任何時候都更接近實現兩岸完全統一的關鍵時間節點。為此，2019年1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提出，要“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②所謂“兩制”台灣方案，即大陸在兩岸尚未實現統一前，根據“一國兩制”的原則精神，以及對相關局勢發展變化的評判，所制定的統一後台灣治理的制度安排設想或框架。
顯然，在探索制定“兩制”台灣方案時首先面對一個問題是統一方式與“兩制”台灣方案的邏輯關聯問題。“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方針，兩岸早已耳熟能詳，“一國兩制”與“和平統一”的密切關聯已成為人們長期形成的邏輯思維。如果以“非和平統一”方式實現統一，是否還需要“一國兩制”來治理統一後的台灣？這就成為必須予以思索的涉及統一方式與治理方式關係的重大問題。
解決台灣問題有兩個基本內涵，一是實現中國領土主權的完全統一，二是解決因兩岸長期分治而形成的治理問題。沒有統一就無從談起兩岸的治理問題，但“怎樣治理”並非與“怎樣統一”形成絕對的因果關係。從歷史經驗來看，當年的“北平”與西藏都是以“和平解放”方式解決了新中國國家政權的局部統一問題，但在解放後對兩地的治理方式存在明顯區別。“北平”更名北京，進入了與全國無差別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改造，而西藏由於其特殊性，並沒有立即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在一段時期內基本保留了其原有的社會和宗教制度。顯然，針對不同的具體情況，統一方式與治理方式並不具有絕對的因果定勢。
統一方式與治理方式分別具有不同層面的內涵。決定統一與否的是關於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價值觀，而決定統一後如何治理的則是一種基於策略優化的工具理性，亦即將變革對社會經濟發展的衝擊降低到最小程度的理性策略選擇，唯此，方能彰顯人民福祉是統一在茲念茲之根本。因此，“一國”是體現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國家概念，“兩制”是涉及怎樣治理的行政概念。用什麼制度治理應該是由統一的“一國”根據國家治理需要來決定的，而非僅由統一方式所簡單決定。
“兩制”是一種差異化的治理方式，它是一種實事求是的解決歷史結構性問題的策略。統一後的台灣治理所面臨的宏觀結構性問題是，在過去一百二十多年間台灣與祖國大陸處於平行時空狀態，即歷經日本殖民統治、國民黨反共統治、西方式政黨輪替執政，台灣形成了一套自成體系的社會制度，同文同種的多數台灣同胞對大陸既有社會制度缺乏體驗和認知。這種結構性問題的具體展開包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