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標設計最大的難題是如何處理好數量與質量、縱向與橫向、評價與考核等‘七對關系’。”陳旭萍說，起草組跑遍9個縣（市、區），召開了十幾個座談會，那辯論賽般的情景歷歷在目——
“大縣小縣人口不同，辦案數自然有差距。我們大縣辦案多基數大，‘合規性’倒扣分的概率就高。總不能辦案多的反而扣分多吧？”
“我們是小縣，往年辦案數就屈指可數。如果都用全市統一的標准數，高了，我們肯定够不到呀！”
……
針對各地所提意見建議，起草組查閱大量資料、尋找理論依據，確保指標科學合理。“查辦案件數”是大家最關注的，為處理好指標“數量與質量”的關系，起草組對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省、市三個層面每年的查辦案件數系統分析，發現存在前期逐年增長、後期高位運行的趨勢。故采用當地前三年辦案數的平均值做基數，只要達到基數就得基礎分，有提升的再另行加分。這種設計被推廣到類似指標後，質疑聲很快消失。
經過2個多月一輪一輪的集思廣益，“質量指數”有了最終版本。它以“政治監督精准度、正風反腐嚴實度、執紀執法規範度、改革創新成效度、忠誠衛士匹配度”五個維度為框架，設19個一級指標和47個二級指標，滿分一百分。此外，考慮偶發事件的影響力，對“作出重大貢獻或發生重大問題的”，另設額外加分和扣分事項。
“與第一版相比，指標體系脫胎換骨，歷經60餘次修改。”指著電腦屏幕上密密麻麻的修改文件陳旭萍說，“改‘請示報告規範程度’為‘規範請示報告情況’，用‘重大事項請示報告合規性’代替‘重大事項請示報告率’，我們字斟句酌，力求最精准、最客觀地表達與呈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