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羅斯福之後擔任總統的杜魯門，於1949年8月發表了對華白皮書，把美國對華政策失敗的責任，全部歸之於國民黨。這個時候，美國政策改變，想盡辦法試圖把蔣介石從台灣逼走，並且想讓維吉尼亞軍校畢業的孫立人將軍發動軍變，企圖取代蔣介石，將蔣介石放逐，讓孫立人控制台灣。計劃本要在1950年6月執行，沒想到就在即將付之行動前夕，朝鮮戰爭爆發，美國政策再度改變。就在這一關鍵時刻，美國基於反共、防共重於一切的原則，斷然決定繼續支持蔣介石政權，命令孫立人勿要發動軍變，而給予蔣介石大量軍事、經濟援助，要求國民黨進行改革。就在美國影響下，日本拒絕承認新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在1953年與“中華民國”單獨訂立“日台和約”，條約內容有一項非常大的變動，並未注明“台灣應歸還中國”，完全違反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宣言的精神，因為這兩個宣言都明白表示戰後台灣應該歸還中國。美國根據這次運作，企圖製造“台灣地位未定論”的假象。
1954年，美國與“中華民國”訂立“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讓台灣成為美國在遠東、東南亞地帶必不可少的“反共堡壘”，並且讓“中華民國”繼續保留在聯合國安理會的席次，而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排除在聯合國之外。美國以其當時在國際上的超強影響力，把這個局面維持了二十年之久，一直到1970年左右才不得不面對國際形勢各方面的變局。
美國的對華政策為什麼要在1970年前後改變？這主要源於下面兩項因素：第一美國在越南戰爭中遭到重大挫敗，此時不得不聯中抗蘇，因此剛當選不久的尼克松總統於1971年派遣基辛格秘密訪問中國，試探中美建交的可能性。其次，非洲獨立國家越來越多，而新獨立的非洲國家在加入聯合國後，在中國代表權問題上大多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每年在聯合國關於中國代表權的爭論與投票越來越對“中華民國”不利，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是遲早的事，相反的，“中華民國”被排除出聯合國將是必然性的。果然，就在基辛格秘密訪問大陸當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終於被接納進了聯合國。
1972年尼克松正式訪問大陸，並於2月28日發表上海公報，美國被迫接受一個中國原則，這樣就消除了“日台和約”中未注明“台灣歸還中國”的重大缺憾，而所謂“台灣地位未定論”的論調也就不可能繼續存在。除了1972年的上海公報，其後1978年12月16日的建交公報，1982年的八一七公報美國都被迫一再強調“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但就在1978年12月16日建交公報通過不久，美國國會隨即在1979年1月1日於國內法中通過“台灣關係法”。美國利用“台灣關係法”企圖穩定台灣民心，讓台灣民眾誤以為美國對台灣的安全問題絕對不會棄之不顧。自此之後，美國就在三個公報和“台灣關係法”之間，大玩兩面手法。
當美國想盡辦法把新中國擋在聯合國的大門之外的那二十多年中，美國盡最大可能的接受來自台灣的留學生。留學生一到美國，立刻感受到美國所謂“自由的空氣”和“非常富足的生活”。這樣，美國自然成為天堂，而國民黨統治的台灣，就成為讓人無法忍受的“另一個國度”。美國利用這20年在台灣製造了所謂“台灣的民意”，讓“台獨聯盟”的理論在美國、在國際上產生宣傳效果。也就是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之前，美國已經在高比例的台灣人的身上都深深的種下了美國價值觀的種子。現在再回顧1978年12月16日中美發表建交公報、1979年1月1日美國國會通過“台灣關係法”之前的事——1965年柯喬治出版《被出賣的台灣》，1970年“台獨聯盟”在美國成立，1974年柯喬治的書在美國翻成中文——這些一連串的動作，就不顯得突兀了。因為這一些都是為了“中華民國”被趕出聯合國、以及美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預做準備。建交以後，美國如何面對台灣問題？美國可以對外宣稱，我們雖然承認一個中國原則，但台灣民眾基於兩岸生活和價值觀念的差距，目前不願意接受統一，所以我們希望，兩岸應秉持和平交流的原則，以便未來達到統一的目標。在此之前，美國有責任基於“台灣關係法”，保障兩岸的和平，以免大陸強力統一台灣。基於以上的分析，就可以瞭解，中美之間所發表的三個公報，和美國所通過的“台灣關係法”，實際上是美國操縱台灣的兩面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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