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翟新分析了吉田主義和安倍主義並指出日本國際戰略選擇的兩難窘境。吉田茂“重經濟，輕武裝”的思想讓日本從二戰後的一片廢墟中崛起，經濟得到快速發展並躋身經濟強國。在國際關係中，吉田茂實行對美一邊倒的實用主義。吉田茂在內政治理上採用禪讓制，這也使得黨內摩擦較小。而吉田主義也深刻地影響了一批日本政治家，包括當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安倍主義的主要理念與吉田主義有諸多相似之處，不同點在於吉田主義重視在物質上構建高福利國家，而安倍主義所追求的政治目標的落腳點在於國家尊嚴和自律性。安倍主義支持“重武裝”和經濟民族主義，將日美同盟定位為戰略工具並主張修改憲法。翟新表示，無論是吉田主義還是安倍主義，事實上都存在著內部的結構性矛盾，而這也造成了日本進退兩難的困境。在強調日美同盟融於國家體系的框架下，吉田主義極易丟失根基而瓦解；而想要提高國家自主性的安倍主義卻又難以真正確立目標，減少在政治軍事等領域對美國的依賴性。最後，翟新分析，假設中美格局鬥而不破，日本將採取以吉田主義為目的，以安倍主義為手段的安保戰略；若中美鬥而破，日本政府的安保戰略將會是轉型的安倍主義，即建設自主國家的目標。
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日韓合作研究中心主任、日本文化經濟學院教授廉德瑰介紹了日本政局對中日關係的影響。外交是內政的延續，考慮內政、瞭解內政是理解中日關係的一個重要角度。廉德瑰詳細介紹了二戰後日本內政的發展歷史，他認為今天的日本政治是自2000年以後的第二次逆轉，即主流派與非主流派的逆轉，這一變化是日本政治在戰後史上的一次重大變化。而現在的中日關係在日本自民黨內部的政治態勢方面與1972年非常相似，這意味著中國仍要繼續與日本開展合作、持續往來。廉德瑰認為，從日本內政變化來看，對中日關係日本方面持樂觀態度。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中日關係研究中心秘書長研究員蔡亮分析了日本介入台灣問題的特徵和影響，並指出了中國的應對措施。蔡亮認為，從中日關係的視角來探討台灣問題，其核心是日本政府能否遵守“一個中國”政策，這是中國的核心利益所在，也是中日能否維繫外交關係的政治基礎。對日本而言，與中國大陸保持官方往來是“大前提”，而維持與台灣地區的非政治接觸是“小前提”。從橫向上來看是“大小前提”並存，從縱向角度而言則是“小前提服從大前提”。蔡亮指出，岸田內閣介入台灣問題的特徵為，現階段台灣問題在中日關係的矛盾性日益顯現，其最重要變量就是中美戰略競爭的大背景。美國在對華政策上更是頻頻打“台灣牌”，甚至是“台獨牌”，其“借台遏華”的目的昭然若揭，日本完全認同美國的對華定位，基於此，日美“借台遏華”的共同利益也在增強，日本干預台灣問題的動機、能力無疑也在增大。蔡亮表示，日本介入台灣問題會導致兩國關係陷入“泛安全化陷阱”，加深兩國互信赤字。最後，蔡亮總結，中國應倡導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總體國家安全觀和踐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加以積極應對。但另一方面，中國還是應該持續加強經濟合作和民間交流，以為中日關係的正確發展指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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