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自2021年以來，美國事實上走上了“新冷戰”的老路，變本加厲地推動大國對抗。其根本原因在於，美國的精英們雖已意識到美國的症結在國內，卻仍執迷於大國對抗。卡內基報告建議美國與“價值觀相同”的盟友展開合作，但忽視了與其他國家的平等對話。
此外，為推動國內改革計劃，以及推銷“重建更好世界”等國際合作方案，美國政客也慣於公開炒作所謂的“中國威脅”，抹黑中國發起的國際合作倡議。儘管多位美國高官均表示不謀求“新冷戰”，但“價值觀外交”仍導致中美博弈激化，對於解決美國內部問題更是有害無益。
美國咄咄逼人的對外政策引發了一場全球性危機，轉而加劇了其自身的國內困境。例如，美國發動的對華貿易戰、經濟制裁、技術禁運等都破壞了全球供應鏈，供應不足又推高了美國通貨膨脹；再如，美國執意將新冠疫情等問題政治化，導致大國間難以展開政策協調，全球治理舉步維艱。
通貨膨脹和能源危機也對拜登政府的最大國內政績——總投資額1.2萬億美元的兩黨基礎設施建設法案產生負面影響。截至今年6月，美國建築業成本相較一年前上升8.6%，各州基建招標已出現最高超出預算30%的高價，這意味著拜登的基建計劃將大幅縮水。
美國的“自由主義鷹派”沉湎於冷戰後美國的單極霸權，認為美國可以通過組建“價值觀同盟”，將中、俄等國排除在國際體系之外，單方面制定國際規則，解決全球性挑戰，並創造有利於中長期內政改革的外部環境。
但當今的國際秩序是高度聯結的多極化格局，大國對話與合作對於新冠疫情、氣候變化等全球性問題的治理髮揮著關鍵作用，對於美國經濟正常運行也不可或缺。相反，失控的大國對抗則會帶來負面連鎖反應，衝擊全球政治經濟體系，即使“高懸海外”的美國也無法獨善其身。
美國的“價值觀外交”並未在分裂的美國社會促成任何共識，卻在華盛頓的決策小圈子裡製造了“反華共識”，阻礙了美國政府通過對華合作解決內外問題。例如，特朗普時期對華加征的關稅至今仍導致美國企業和消費者每年增加510億美元的支出，美國政府卻遲遲不願在關稅問題上“示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