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圖2 “修例風波”期間兩個後真相典型案例以及隨後2年“週年節點”的反對派網民平均關注度變化(中評智庫大數據中心製圖) |
進一步剖析反對派在“修例風波”期間的後真相操作方式,其中一個重要手段就是利用突發事件挑起政見衝突、官民衝突、警民衝突、兩地衝突,通過短時間內灌輸大量謠言、帶風向、煽動仇恨與悲情,並將該事件節點“神格化”,再固化為集體崇拜式(如“頭七”、“滿月”、“週年”)習慣,源源不斷展開群體政治動員。2019年的“7·21事件”與“8·31事件”無疑就是兩大典型案例,特別是後者,所謂“太子站死人”謠言令大量網民深信不疑,官方、警方和媒體的一次次闢謠澄清淪為“塔西佗陷阱”,一度讓每個月的31號、乃至其後每年的8月31日變成亂港勢力翻雲覆雨的“敏感節點”。
不過,正因為國安法等一系列法律武器發揮作用,如圖2所示,上述兩大指標性事件在2020年和2021年“週年節點”期間,反對派網民的平均關注度均大幅下降。這一數據事實反映出,在法律震懾與規管之下,反對派輿論陣地作鳥獸散,曾經屢試不爽的“後真相武器”也自然逐漸失靈。與“8·31太子站事件”類似的還有“爆眼女事件”,當時境內外亂港勢力將“爆眼女”塑造為所謂“烈士”,發起“還眼行動”在香港機場製造暴亂、釀成史無前例大癱瘓,後來卻因為當事人健康現身並自由出境被媒體曝光,終於真相大白,後真相泡沫就此徹底陷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