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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烏戰爭從根本上改變了歐俄“共同周邊”的安全形勢 |
中評社╱題：“變局：混合戰爭與歐洲秩序的新特點” 作者：趙光銳（南京），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國際政治系主任
【摘要】冷戰結束以來的歐洲秩序包含了三個方面的基本特徵：經濟、政治和社會方面，歐盟通過一體化的成功實踐和規模的不斷擴大，扮演了歐洲秩序主要塑造者的角色，絕大部分歐洲國家被納入到歐盟內部秩序中；安全方面，北約承擔了歐洲多數國家的安全保障職能，擴張的北約不斷增強對處於守勢的俄羅斯的壓力，但是雙方保持著大致的戰略平衡，維繫著歐洲整體的安全秩序；在歐洲內部主要國家關係上，俄羅斯采取了一種漸進式“融入歐洲”的姿態，歐盟及其主要成員國與俄羅斯在安全、經濟、能源和社會文化方面建立了穩定且不斷擴大的合作關係，彌合了冷戰造成的歐洲東西部的“鴻溝”，重新形成了一種溝通交流的局面。但2022年春爆發的俄烏戰爭對於當前的歐洲秩序帶來巨大衝擊。歐盟、美國、俄羅斯是決定歐洲秩序的三個關鍵力量，這場“混合戰爭”極大改變了它們之間的戰略關係，歐洲秩序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
一、歐俄“共同周邊”的動蕩與歐俄地緣政治對抗的長期化
歐俄關係是決定歐洲整體安全的關鍵因素之一。東歐國家入盟後，歐俄之間就有了直接的邊界，白俄羅斯、烏克蘭、南高加索等成為了雙方的“共同周邊”（shared neighbourhood）。歐俄因此具有了共同的周邊安全利益，俄羅斯西部、西南部周邊的動蕩，也意味著歐盟東部邊界的不安全。這種共同周邊安全空間的觀念曾經是雙方的共識。在2003年的聖彼得堡峰會上，歐俄達成了“四個空間”的合作議程，包括共同經濟空間、共同的自由、安全和法治空間、外部安全合作空間、研究和教育空間。歐盟推出睦鄰政策之初也把俄羅斯作為一個關鍵的合作夥伴。然而北約、歐盟、俄羅斯三方在安全戰略認知上長期存在分歧，始終沒有建立可靠的歐洲共同安全框架。
冷戰結束到2008年前後，歐盟與俄羅斯進行了很多領域的務實合作，但是受制於美國和北約以及自身的價值觀外交，遏制俄羅斯的傾向日漸強烈。歐盟和北約無限制地同步東擴態勢，導致俄羅斯對安全的高度擔憂。2014年烏克蘭危機後，歐盟對俄政策愈加嚴厲。拜登上台後歐美在對俄施壓上更加協調，表露出製造俄羅斯政權更迭的願望。歐盟的對俄政策也受到少數東部成員國越來越大的影響。波羅的海三國、波蘭、捷克等反對其他歐盟國家的對俄緩和政策，站在了對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等實施“民主改造計劃”的最前沿。烏克蘭的“橙色革命”、白俄羅斯政局的動蕩、俄羅斯的一系列非法抗議活動背後，都有這些國家的政府和民間組織的資助。更嚴重的是，一種固化的“反俄情緒”在歐盟內部不斷上升，使歐盟不斷喪失對俄政策的靈活空間。
俄烏戰爭從根本上改變了歐俄“共同周邊”的安全形勢，也徹底改變了歐俄、歐美關係。俄烏戰爭又是一場“混合戰爭”，美國、北約、歐盟都已深度參與其中，經濟戰、輿論戰、能源戰、制裁戰輪番爆發，美西方發起了一場“去俄羅斯化運動”，而歐洲正是這場“混合戰爭”的中心。俄烏戰爭意味著歐洲整體安全秩序的崩潰和歐洲大陸的再一次分裂。美國和北約在歐洲東部為歐盟製造了一個與俄羅斯長期直接對抗的僵局，歐俄合作關係基本斷絕，歐俄之間在心理、輿論、安全、經濟等方面都形成了新的巨大鴻溝。歐盟還通過了烏克蘭的入盟申請，雖然烏克蘭離實際入盟非常遙遠，卻使歐盟對烏克蘭發展、安全和穩定承擔了更多的義務，也意味著歐俄之間圍繞烏克蘭會產生更多矛盾和角力，烏克蘭局勢將成為影響歐俄關係的一個長期變數。因而，歐俄關係很難在短期內恢復正常狀態。歐美協調立場，毫不猶豫地與俄羅斯進行各方面的對抗，將是很長時間內歐洲安全秩序的基本特徵。歐洲未來要解決的最大挑戰，是如何恢復歐洲的基本秩序，應對俄烏戰爭衍生的各種非傳統安全問題。
二、跨大西洋聯盟的鞏固與歐盟戰略自主的受損
從歷史看，跨大西洋聯盟是“二戰”後美國全球霸權的主要力量基礎，在對俄關係上一直有互相協調配合的特點。俄烏戰爭使跨大西洋同盟關係得到進一步鞏固，因特朗普政府而受損的歐美關係得到修復。歐盟內部在對俄政策上展現出一致和團結，但是歐盟的安全戰略自主計劃也嚴重受損，在傳統安全問題上更加依賴美國和北約。俄烏戰爭還使歐盟完全喪失了在對俄關係上有別於美國和北約的自主性和靈活性。
俄烏戰爭爆發後，歐盟迅速通過了“安全和防務指南針”計劃，目標是把歐盟建設為更強大的安全提供者（stronger security provider）。最重要的行動是準備組建5000人的快速反應部隊，以能應對各種危機。一些歐盟成員國也宣布大幅增加防務支出。但是這些舉措明顯無法與歐盟面臨的嚴峻安全挑戰相匹配，最終能否取得實質性進展也讓人懷疑。衹要安全關係上“美主歐從”的格局不改變，歐盟在安全和防務上的戰略自主就無法實現。美國本質上不願歐盟發展與北約重合或獨立於北約的安全力量，希望歐盟在安全上絕對依賴北約并始終服從美國的地緣政治目標。俄烏戰爭促進了歐盟強大的經濟能力向戰爭潛力的轉化，美國會讓歐盟分擔更多防務成本，承擔起對抗俄羅斯的更大責任，歐盟進一步淪為北約的“經濟機器”，而這種轉化是在歐美同盟和北約框架內實現的。俄羅斯與西方的衝突越激烈甚至陷入一種“準冷戰”的境地，歐盟就越不得不緊密追隨和服從美國的戰略，結果是歐盟對外的“集體主權”更為弱化，追求戰略自主的口號淪為空談。
從現實來看，戰略自主性的缺失是歐盟難以從根本上解決的重大挑戰。在歐盟推動共同安全政策過程中，東歐各國本來就是主要的反對力量。經過俄烏戰爭，波羅的海三國、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等國更意識到歐盟安全能力的局限，因而更加向美國和北約靠攏，作為它們對抗俄羅斯的安全後盾。波蘭副總理聲稱對美國在波蘭部署核武器持開放態度，并希望美國在歐洲的駐軍增加50%。歐盟內部的中立國芬蘭和瑞典的民意也發生了變化，希望加入北約的意願顯著增強。未來的結果很可能是歐盟幾乎所有成員都加入北約，歐盟在整體上徹底變成北約的一部分。
俄烏戰爭還沉重打擊了歐盟內部的戰略自主派。以法國總統馬克龍、共同安全與外交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等為代表，歐盟內部有一批力量試圖推動歐盟的戰略自主。所謂戰略自主，主要是歐盟要增強獨立行動能力，擺脫對美國和北約的過度依賴，建立平衡的歐美關係。在2021年慕尼黑安全會議上，馬克龍明確指出：“歐洲、歐盟及其主要成員必須參與解決自身安全問題。如果我們在北約內部過於依賴美國，我們自己就會處於在邊界上無法受到保護的境地。”中美的戰略博弈也增強了歐盟戰略自主的意願，博雷利曾直言不諱地表示：“我們歐洲人必須要避免走到這樣一步，即不得不在成為‘中國的殖民地’還是‘美國的殖民地’之間做出選擇。”
但是俄烏戰爭爆發後，在“反俄政治正確”的氛圍下，歐盟的戰略自主派都迅速采取了與美國、北約靠攏的姿態。2014年的烏克蘭危機中，法、德領導人采取了務實政策，發揮了主導性的斡旋作用，達成了《明斯克協議》，形成了所謂的“諾曼底模式”。在2022年的烏克蘭危機中，歐盟及其主要成員國主導解決歐洲內部危機的決心和能力卻都消失殆盡，基本與美國持完全一致的立場。烏克蘭以及歐盟內部一些力量不斷批評認為，2014年法、德未能讓烏克蘭加入北約是嚴重錯誤。在這種政治局面和輿論氛圍中，自主派在推動歐盟戰略自主方面將很難有新的大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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