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財政開支結構方面，翟東升指出，美國聯邦政府財政收入中最重要且穩定的是個人所得稅以及不斷擴大的財政赤字，而消費稅和企業所得稅呈下降趨勢。通過觀察，1910年—2020年美國有效稅率及累進性的變化曲線，可以看出，富人持續減稅而窮人增稅導致美國有效稅率的累進性降低。在財政支出上，翟東升分析了美國財政主要支出項目在聯邦財政總支出中的占比，主要表現為美國國防支出收斂，社保支出保持穩定，而醫保支出持續上升。在他看來，美國並不是因為窮兵黷武才變得疲憊，其虛弱和周期性失能或許來源於內部開支結構的嚴重失衡。醫保、醫療體系等項目支出的不斷增長如同美國經濟社會中不斷擴散的惡性腫瘤，大大擠占了美國的財力空間。
而在美國人口結構方面，翟東升認為，意識形態對立與種族矛盾的交錯可能會導致美國社會內部出現進一步的嚴重分裂和固化。美國社會中生活著大量的拉丁人，拉丁人的生育率高且移民率高，有自己的宗教、語言和種族特點。大量的拉丁移民已使美國成為雙語社會，而在雙語社會中，選舉民主的適用性將會大大下降。白人數量的下降以及黑人、拉丁裔、亞裔等人種數量的上升表明美國的種族結構正在發生重大變化，白人將成為少數。對此，翟東升也提到了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誰是美國人”的理論，他進一步指出，帝國的蠻族化往往是帝國崩盤之前或過程中發生的重大變化。
翟東升還解析了美式資本主義的變化以及美國國內利益集團與游說。進入全球化時代之後，美國逐漸從製造業立國轉變為服務業、金融業立國。製造業就業占比不斷下降的同時，金融業利潤在美國企業利潤中的占比不斷提高，甚至許多製造業企業也鍍上了金融業色彩，例如通用汽車公司。此外，美國的消費帶動了本國和全球經濟的增長，而其消費則由杠杆周期驅動，這也是美式資本主義的重要特點。而對於美國國內的利益集團，翟東升則表示，美國的游說和政治捐贈體系是一種合法化了的制度性腐敗，此種制度質變導致美國政治體制易被利益集團所綁架和俘獲。
最後，翟東升總結道，美國是一個龐大的帝國體系。一方面，美國依然是擁有強大決定力量的超級大國，其力量來源於所有融入美國社會體系中的盟友、夥伴和相關參與者。全球人口特別是精英群體在“共富貴”目標的指引下流向美國，為美國帶來了多元思想和創新能力。但另一方面，美國社會發展的隱患和威脅也在隨之膨脹。大量的人口湧入使得美國的原有種族結構和政治穩定性都受到了一定的衝擊。與此同時，美國的制度體系也出現了問題。游說和捐贈使得資本壓向中產，其稅制也愈發不利於勞動階級和中產階級；金融、醫療等領域的危機和改革造成聯邦財政赤字的成倍擴張，而社會的貧富分化又導致了民粹和政治對立，眾多因素的叠加都使美國國力大大受損，令其不再如曾經標榜的那般偉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