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學者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1906年10月14日—1975年12月4日）在《文化的危機》一文中，特別強調了政治判斷和擴展的思維方式對於公共政治思考的意義,即個人的判斷和看法不是自以為是的想法，它們必須以取得可能的公眾共識為目的。“判斷的力量在於一種它與別人的潛在的共識。在判斷中起到積極作用的思想過程與純粹理性的思想過程，即我與自我的對話，是不一樣的。即使在我獨自決定的時候，判斷也是一種我與其他人的預期的交流，而且我知道，我必須最終和這些人形成某種共識。
正是由於這種潛在的共識，判斷才有其特殊的有效性。對“愛台灣”問題的討論，由於置入了政治鬥爭的元素，台灣民眾對此的認識，自然就會激發出一種特殊的內心感覺，這種感覺期待得到別人的認可，否則很難對自己的判斷產生信心。當台灣社會所有的輿論觀點大多認為“親中就是不愛台灣”、就是“賣台”時，一般民眾和統派支持者就很難辨清方向，很容易陷入自我否定，起碼是自我懷疑境地。
二、恐嚇：導致自我懷疑
民進黨當局自詡“民主、自由、多元、包容”，事實上卻無法忍受統派力量在島內的存在，幾乎每隔一段時間，島內的各種民調機構總會出來做一些有關國族認同感、統獨支持率之類的民意調查，從而炒作“台灣中國、一邊一國”、統一在台缺乏“民意”的偽名題。一方面切割兩岸聯結，推動“台獨認同”社會化，降低島內統一民意，瓦解“一中”意識；另一方面，利用所謂的民調結果，把中國人認同者從島內人群中剝離出來，誘導民粹輿論指責那些認同中國人的民眾是“台奸”，並以台灣民意為由，合理化其“一邊一國、抗中拒統”的政治迫害行為。
更可怕的是，殺雞儆猴。運用“法律”手段打擊統派，消滅異己。自2019年以來，民進黨執政當局不斷修改“國安五法”和“政黨法”，以“莫須有”的“間諜案”，打擊特定黨派、統派人士、赴台遊客、學生。用台當局“內政部”負責人徐國勇的話說，就是為鏟除“一國兩制”支持者及政黨量身定制的。最近，又針對在台大陸企業為出台“經濟間諜法”造勢，對在台陸資企業“先射箭再畫靶”，進行大規模搜索、約談。據台灣媒體報道，“光是3月，至少10家陸企約百人遭到搜索與約談，有些是以‘拂曉突擊’方式大動作進入辦公室進行搜索，並扣押硬盤計算機與工程師。①”
鋪天蓋地的聲勢，從而使得統派人士與支持者精神上感受到巨大的壓力。面對著社會輿論、當局“法規”和“台獨”勢力的指責與打擊，其處境之尷尬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在台灣一般民眾心目中，“法律是公正的，程序是民主的，打擊也是‘合法’的”，因此，統派人士或支持者若是反抗或是爭辯反駁，豈不是等於說“法律”錯了，民主錯了？大有反對民主，與“法律”對抗的可怕嫌疑！由此，縱然有不怕打擊、不怕坐牢的統派人士或支持者，面對粗暴、武斷、強詞奪理、斷章取義、無限上綱的公權力，且不由分說、不容爭辯的1450網軍，即使胸有成竹，以為可以舌戰群儒，澄清問題，說服對方，但事到臨頭，卻發現情況並非如此，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你不但不能還手，甚至不准招架。不消說，這種“文革”式的約談、批判雖很難讓統派人士或支持者心服口服，但它足以讓人強烈地感到，你的觀點是被眾人唾棄的，你的行為別人都反對。也許統派人士或支持者感到很冤枉、很沮喪，但同時也會讓他陷入巨大的精神危機，開始產生自我懷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