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4月12日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
北京日報發表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李強文章認為，要探索、實踐和實現共同富裕，當前我們還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積極應對以下情況：
第一，中國是14億多人口的超巨型社會，這意味著中國想要實現共同富裕，會比那些人口小國、小的社會共同體更加困難。國際上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數比較低的國家,多是人口數量較少的國家，如芬蘭，人口只有500多萬；而中國僅北京市常住人口就有2000多萬。基尼系數比較低的丹麥、瑞典、挪威等國家人口數量都不多。而人口規模達到幾億及以上國家的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數一般比較高，在試圖解決貧富差距較大時都面臨巨大困難。所以，我們在積極探索怎樣在中國超巨型人口社會裡實現共同富裕時，要將困難考慮得多一些。
第二，要實事求是地應對中國仍然存在較大的地區差異和城鄉差異的狀況。中國的地區差異、城鄉差異不是短時期內形成的，為解決城鄉差異這個問題我們進行過長時期的探索。今天，黨中央強調鄉村振興戰略，推進城鄉融合發展，但我們目前離真正實現城鄉一體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此外，城市（城鎮）之間，發展差距也很大。總體來看，一線、二線城市經濟社會發展比較快，而三線、四線城市相對比較滯後。例如，中國有660多個城市，每個城市的最低收入保障線各不相同，有些差異還很大，還需在實踐中努力探索如何處理城市（城鎮）之間的發展差距問題。
第三，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背景下，為探索和實踐共同富裕而努力。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經濟維持高速發展，但這種高速發展很難長久持續。我們可以借鑒的歷史經驗教訓有很多，比如，世界上不少國家在經濟有了長足發展以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對此，我們必須有應對的舉措。社會學的“J曲線理論”已經證明，當一個國家的經濟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以後，全社會追求富裕的期望值會極度攀升；但一旦高發展期結束了，經濟的實際增速大幅回落，而廣大群眾的期望值仍然高漲，在這個時間節點上社會矛盾最容易激化。社會學的相關研究也證明，現代化還帶來高風險社會。對此，中央多次強調，要增強憂患意識，積極應對和著力防範、化解經濟風險、科技風險和社會風險等。因此，我們需要時刻關注實踐共同富裕時遇到的多方面的風險與問題。
第四，在推進共同富裕的過程中，如何實現機會公平以及如何解決社會公正的一些基本點，也需要我們作進一步思考。探索、實踐、實現共同富裕是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關鍵是怎樣始終做到社會公正，尤其是處理好公平與效率的關係。社會學的社會分層與社會流動理論認為，水沒有落差就不會流動，就是一潭死水，有了社會差異，才有社會流動，人們才有向上的動力。所以，絕對平均主義是錯誤的，不是真正的社會公正。馬克思也強調社會主義階段是多勞多得，強調複雜勞動等於倍加的簡單勞動等。
文章指出，從理論上看，公正公平有三種，機會公平、程序公平和結果公平。經過中華人民共和國70多年的探索，我們在社會主義的理論上已經形成共識，我們要更多地為全體中國人民創造追求富裕的公平機會、公平程序，讓有勞動能力、科技能力、管理能力、資本能力的人，在公平競爭、機會公平、程序公平的條件下合法合理地追求富裕。對於各種困難群體，也必須探索怎樣實現結果公正，不能造成社會的兩極分化。探索、實踐、實現共同富裕與社會公正，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奮鬥目標，全國每一個地方、每一個組織、每一個單位、每一個家庭，以至每一個人，都要為實現這樣的目標而實踐並創造更多基層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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