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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咖講書：中評社北京總部現場（中評社 張爽攝） |
第二，香港實踐部分內容比較多，因為“一國兩制”實踐的主體有多個，實踐的內容也很豐富。現階段“一國兩制”實踐的主體可以概括為“一二三”。“一”是指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也是“一國兩制”實踐的主體之一；“二”是指兩個特區政府，即香港特區政府和澳門特區政府；“三”是指香港、澳門和內地三地民眾。以後還會加上台灣，包括台灣的民眾。這些都是“一國兩制”實踐的主體，每一方都有自己要負的責任。
我在書中專門提到了，中央政府要對“一國兩制”的實踐進行總體把握，對實踐過程中出現的問題要做到心中有數，必要時及時糾正。大家都知道，基本法第23條規定了特區政府就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自行立法，但是回歸20多年來一直都沒有完成。2003年有過一次嘗試，後來撤回，此後特區政府覺得香港本地的立法條件不夠成熟，所以一直處在“等待”的狀態。2020年，中央政府從國家層面，為香港特區制定了香港國安法。這也可以看出，在“一國兩制”實踐過程中，中央政府也是一個主要的責任人或者說是實踐主體。
特區政府層面，書中也專門講到了香港特區政府在實踐“一國兩制”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包括要實現行政主導、理順行政與立法的關係等。因為基本法條文中沒有“行政主導”這四個字，所以只能說基本法的設計體現了行政主導，在這樣的情況下，在行政與立法、行政與司法等的關係互動中，如何體現出行政主導，對於特區政府來說，是個不小的挑戰。直到現在，即便是將來立法會議員均為愛國愛港者，特區政府在實踐“一國兩制”中依然會面臨這些問題。
香港社會層面，書中提到了回歸後香港社會的變化給年輕人帶來的衝擊，以及一些社會事件對香港的影響。窺斑見豹，香港出現的政治、經濟、社會方面的難題，非一日形成，也難以一日解決。
兩地關係層面，在“一國兩制”實踐的過程中經常會涉及到兩地關係，有時是正面的，互有所需，共同成長，有時是負面的，摩擦不斷，隔空叫罵。後者最明顯的是“雙非”、水貨客等問題。兩地摩擦在2010年左右比較明顯，時任行政長官曾蔭權來北京述職時，專門向國家領導人提到“雙非”問題，可見這是當時特首認為需要重點關注的一個問題。在2019年2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出台之前，大灣區各城市也有合作，但是沒有像現在這樣提高到國家戰略的層面。可見，在“一國兩制”實踐過程中，兩地經濟的融合有一個逐漸加強的過程，兩地社會領域如醫療、教育等的對接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而兩地民眾間的互相理解同樣需要時間。這些都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需要理順、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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