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來看，我們堅持五級書記抓鄉村振興，健全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鄉抓落實的農村工作領導體制，將脫貧攻堅工作中形成的組織推動、要素保障、政策支持、協作幫扶、考核督導等工作機制，根據實際需要運用到推進鄉村振興上，建立健全鄉村振興工作體系；加強黨委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和工作機構建設，充分發揮各級黨委農村工作領導小組牽頭抓總、統籌協調的作用，設立由黨委和政府負責同志領導的專項小組或工作專班，壓實工作責任；加強黨的農村基層組織建設和鄉村治理，充分發揮農村基層黨組織領導作用；強化黨組織對各類組織的政治引領，健全完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群團組織、社會組織等各類組織，形成完整的“三農”工作組織體系。
持續完善政策體系。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強農惠農富農的政策框架不斷完善，主要領域的改革主體框架基本確立。
在強農業方面，堅持質量興農、綠色興農，以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加快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提高農業創新力、競爭力和全要素生產率，加快實現由農業大國向農業強國轉變。在惠農村方面，大力實施鄉村建設行動，堅持把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的重點放在農村，實施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提升行動，全面提升農村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養老、文化體育等公共服務水平，加快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快補齊農村人居環境和公共服務短板。在富農民方面，加快構建新型農業補貼政策體系，多渠道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實施鄉村就業創業促進行動，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讓廣大農民在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中有更多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不斷創新制度體系。新時代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需把制度建設貫穿其中。主要是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激活主體、激活要素、激活市場，著力增強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
在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方面，完成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工作，完善農村承包地“三權分置”制度，實施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培育工程，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在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方面，穩步推進農村土地徵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扎實推進房地一體的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和宅基地使用權確權登記頒證；在深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方面，推動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探索農村集體經濟新的實現形式和運行機制；等等。
不斷深化對“三農”工作的規律性認識，為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提供理論指引
理論的生命力在於創新。習近平總書記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農業農村改革實踐相結合，不斷深化對“三農”工作的規律性認識，提出了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形成了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豐富了共同富裕的時代內涵。
提出了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
城鄉發展不是此消彼長的關係，而是融合發展、共享成果的共生過程。
馬克思從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視野考察了城鄉關係的變遷，科學預判城鄉關係的未來走向，提出具有科學性和實踐性的城鄉融合思想。馬克思認為，城鄉融合結合城市和鄉村生活方式的優點而避免兩者的偏頗和缺點，是城鄉關係發展的必然趨勢，生產力高度發展和城鄉之間的界限消失是走向城鄉融合的理論前提。習近平總書記科學研判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及時對現階段城鄉政策做出調整，提出“重塑城鄉關係，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既要建設繁華的城市，也要建設繁榮的農村，推動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協調發展、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係”，有力回答了如何在生產力欠發達的條件下實現城鄉協調高質量發展的時代課題，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城鄉融合思想中國化。
新世紀以來，我國城鄉發展政策經歷了“城鄉統籌—城鄉一體化—城鄉融合”的演進過程，體現了黨中央對城鄉發展規律的深刻洞察和對我國國情農情的科學精准把握，實現了從城鄉統籌向城鄉融合發展的轉變，開辟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城鄉融合發展道路。
形成了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
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就立足中國國情在反貧困的不同階段努力把握減貧規律，不斷探索適合中國的反貧困之路。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脫貧攻堅擺在治國理政的突出位置，長期對貧困演變規律、扶貧開發經驗進行深刻思考，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論斷、新舉措，逐步形成了思想深刻、內涵豐富、邏輯嚴密、體系完整的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系統回答了脫貧攻堅的政治保證、價值取向、制度支撐、實踐路徑、動力源泉、社會基礎、組織保障等一系列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是我國脫貧攻堅偉大實踐的理論結晶，是馬克思主義反貧困理論中國化的最新成果。
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區域性整體貧困得到解決，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創造了人類有史以來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惠及人口最多、讓全世界最為驚嘆的減貧奇跡。我們黨領導人民取得的減貧成就，不僅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件，也是人類減貧史乃至人類發展史上的大事件。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是經過長期實踐探索、因地制宜地吸收國際反貧困經驗逐步形成的，並創造性地提出構建一個“沒有貧困、共同發展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能夠為廣大發展中國家解決貧困問題提供中國樣本，為世界反貧困實踐給出中國方案、貢獻中國智慧、注入中國力量。
豐富了共同富裕的時代內涵。
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高度的歷史責任感和使命感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把共同富裕作為百年大黨接續奮鬥的重大使命，從歷史和現實、理論和實踐、國際和國內的結合上，深刻闡明了新時代新征程促進共同富裕的重要意義、科學內涵、堅實基礎、目標任務和總體思路等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問題，作出我國現在“已經到了扎實推動共同富裕的歷史階段”的重大判斷，明確指出“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科學回答了什麼是共同富裕、如何實現共同富裕等重大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農民農村共同富裕問題，強調“促進共同富裕，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要求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中縮小城鄉差距、促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要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產業化，盤活農村資產，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使更多農村居民勤勞致富”“要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改善農村人居環境”。習近平總書記對如何推動農民農村共同富裕提出的一系列重要論述，具有很強的思想性、理論性、現實性、指導性，為我們在“十四五”時期乃至更長一個時期扎實推動農民農村共同富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綜上所述，習近平總書記的一系列重要論述，把准了新時代“三農”工作的歷史方位和時代坐標，揭示了新時代“三農”工作的內在邏輯和歷史規律，闡明了新時代“三農”工作的改革方向和重點任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理論創新成果，為新時代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提供了全方位的理論指導和行動指南。
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 袁紅英(山東社會科學院院長、山東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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