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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年9月，台灣《自立晚報》記者李永得和徐璐首度到大陸採訪（圖片來源：台海雜誌微信公眾號） |
一開始，台灣各界無論是媒體還是民眾，並沒有將我們當成前來採訪的記者，在他們眼中，我們更像是大陸方面的形象代表，他們對於大陸的新聞制度以及大陸記者的新聞專業都存有很大的質疑。
為了守候多時的台灣記者，我們在桃園機場臨時找了一個寬敞的地點接受採訪，他們首先關心的問題便是我們此行的報道會如何寫，范麗青提到此行主要是采寫紅會人員赴台看望18位福建漁民的新聞，我補充回答說：“希望台灣方面早日對曲折他們放行，這樣，我們也可以比較完整地完成我們的此行報道。”
當時《中國時報》總編輯黃肇鬆、副總編輯俞雨霖前來機場迎接我們，《中國時報》的媒體朋友提供了許多幫助。在曲、莊二人抵台之前，我們首先採訪了時任台灣海峽交流基金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陳長文，還驅車前往台中看守所探望事件中被扣押的六位漁民，以及一位被扣押在台中少年觀護所的未成年漁民。
當范麗青用閩南話對他們說：“我們是北京新華社和中新社的記者，來這裡採訪，你們的事大家都很關心。”他們表現得很激動，開始訴說事件發生的全過程；聽到范麗青用閩南語念寫著“家人都相信你們是善良的漁民，希望你們早日回來團聚”的家書時，他們不少人都失聲痛哭，在場的人都被這樣真切的情緒所打動。
回到酒店後我和范麗青分工整理採訪，分別向總社傳去了《台灣海基會副董事長陳長文歡迎曲折先生來台》及《被扣押的漁民向大陸記者敘述“7.21”漁事糾紛過程》兩篇文章。
在台灣採訪的十二天，除了跟隨後入台的曲折與莊仲希進行活動報道，我們同台灣各界都有所接觸，范麗青來自泉州南安，我是廣東梅縣客家人，閩南人和客家人是台灣的兩大族群，因此當我們用方言同他們交談時，受到了熱烈的歡迎，語言和文化的相通讓雙方都生出了親切感，我們在台灣所進行的報道也得到他們的認可，至今想起來還是很欣慰。
這一趟採訪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下定決心此生要為兩岸和平發展做出貢獻，到如今我一直走在兩岸新聞雙向交流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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