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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規律的創新性揭示
http://www.CRNTT.com   2021-11-07 08:30:17


  中評社北京11月7日電/習近平經濟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與新時代中國經濟發展實踐相結合的理論結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最新成果,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理論指導。踏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征程,我們需要依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科學分析和深入理解習近平經濟思想,以更好地加強思想理論武裝,指導工作,推動實踐。

  發展階段理論的新時代創新

  經濟學是研究不同社會或同一社會不同發展階段經濟規律的科學,因而政治經濟學對經濟規律的揭示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恩格斯指出,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它所涉及的是歷史性的即經常變化的材料,首先研究生產和交換的每一個發展階段的特殊規律,而且只有在完成這種研究以後,它才能確立為數不多的、適合於一切生產和交換的、最普遍的規律。這就意味著,不同社會或同一社會的不同發展階段必然有不同的特殊經濟發展規律,因而揭示不同社會或同一社會的不同發展階段的特殊規律就成為政治經濟學的首要任務。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之所以是科學的理論體系,始終保持對現實世界的解釋力和改造力,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就在於它是隨著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變化而不斷創新、豐富和發展的,始終體現著鮮明的時代特征。馬克思依據對資本主義經濟運動規律的深刻揭示,認為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必然代替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以更好地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列寧依據對資本主義特殊歷史發展階段帝國主義經濟運動規律的精辟分析,認為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帝國主義鏈條中的薄弱環節突破,並運用這一理論領導十月革命取得了偉大勝利。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依據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基本國情,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結合起來,提出了農村包圍城市的武裝革命道路,帶領中國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發展了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和文化。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依據我國生產力發展總體水平較低和具有多層次性的現實基礎,深刻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方面經驗,借鑒世界社會主義歷史經驗,科學回答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基本問題,帶領中國人民探索出了一條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黨在深刻認識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所帶來的新特征、新要求、新矛盾、新挑戰、新機遇的基礎上,作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重大判斷,科學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新的歷史方位。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莊嚴宣告,經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持續奮鬥,我們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在中華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正在意氣風發向著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邁進。我們將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雄厚基礎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要看到,“全面小康”和“全面現代化”是兩個不同的歷史發展過程,後者在前者的基礎上更強調通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經濟結構優化和新舊動能轉換實現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從而表現出在發展階段、發展目標、發展理念、發展動力、發展格局、發展道路、發展方式、發展政策、發展趨勢等諸多方面的差別。因此,我們黨依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重大判斷,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進一步劃分為不同發展階段,使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發展更加尊重和符合客觀經濟規律,從而豐富和拓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階段理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最突出的特征是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轉化。我國居民消費結構從生存型向發展型、享受型轉變,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越來越強烈,盼望就業更加靈活充分、住房更加寬敞舒適、環境更加生態宜居、服務更加方便貼心、教育更加公平優質、文體活動更加豐富多彩、就醫看病更加便捷有質量、養老服務更加可及有保障、社會更加和諧有序。我們黨依據新時代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新需求新期盼,作出了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發生轉化的重大判斷,成為指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理論基礎。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必須認識到,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是關係全局的歷史性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提出了許多新要求。”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反映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新變化,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社會主要矛盾理論。

  習近平經濟思想在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的基礎上,充分吸收借鑒世界經濟理論的優秀成果,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深刻總結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功經驗,針對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需要,創新性地揭示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因而必然成為推進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指導思想。

  習近平經濟思想也是對經濟學理論的重大創新和發展,具有世界意義。因為在西方發展經濟學的理論體系中,目前尚沒有也不可能有關於中國式現代化可資借鑒的理論學說。西方發展經濟學雖然研究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和現代化,但由於它們的學說主要依據發達國家現代化的發展經驗和遵循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論邏輯,因而存在發展經驗和理論邏輯上的錯位。同時,西方發展經濟學解決的主要問題是發展中國家如何走出“低收入陷阱”問題,對於進入中高收入發展階段的發展中國家如何推進現代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缺乏有針對性的理論學說,因而存在發展階段的錯位。習近平經濟思想無疑為發展中國家推進現代化建設貢獻了“中國智慧”。

  研究對象的新時代拓展

  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在不同時代的不同關係,決定了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不同發展變化,推進了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不斷發展。

  馬克思之所以把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確定為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就是因為,一方面,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已經深刻認識到,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時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已經無法容納它所創造的生產力發展水平,成為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桎梏。這就決定了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運動中,生產關係成為矛盾的主要方面,從而需要用社會主義生產關係代替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以解放社會生產力。總的來看,把研究對象確定為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是時代所需、實踐所需、工人階級所需。

  西方經濟學之所以主要研究以有限資源的優化配置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從根本上說,主要是因為其理論前提是資產階級學者認為資本主義制度是永恒不變的。雖然制度經濟學把制度因素納入理論體系之中,但他們所說的制度並不包括根本制度和基本經濟制度。西方經濟學對生產力的研究,也表現為兩個不同階段的鮮明特征:在資本主義初期階段,由於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剛剛代替封建主義生產關係,需要為自己創造強大的生產力基礎,因而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運動中,發展生產力成為主要矛盾,這也是古典政治經濟學能夠對資本主義經濟運動規律進行科學探討、成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創立的理論來源的重要原因。隨著資本主義發展到成熟階段,雖然生產關係已經束縛甚至嚴重束縛生產力的發展,需要改變生產關係以解放生產力,但由於西方經濟學不可能突破資本主義的根本制度和基本經濟制度框架探討生產力的發展,只能通過調整具體經濟制度、體制機制和發展模式解放生產力,這就使它對生產力運動規律的科學研究受到了嚴重的階級局限。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把自己的研究對象確定為:既要研究生產關係,也要研究生產力。這是因為,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是在舊中國落後的生產力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我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建立後,黨的八大明確指出,“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當時生產力落後成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因而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研究生產力就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責無旁貸的歷史擔當。這樣,一可以為新生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奠定堅實的生產力基礎;二可以創造比資本主義更快的經濟增長速度,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趕超發達國家,使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最終建立在比資本主義更高的生產力基礎上;三可以創造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發揮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更有效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優越性。所以,鄧小平指出,講社會主義,首先就要使生產力發展,這是主要的。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還要研究生產關係,主要是由以下兩方面的原因決定的:

  一方面,這是改革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需要。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們對什麼是社會主義、建設一個什麼樣的社會主義以及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還不夠清晰,教條主義理解馬克思主義對社會主義社會的設想,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嚴重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需要改革與生產力發展水平不相適應的生產關係以解放生產力。而改革開放就是要建立與生產力相適應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強調,我們黨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是基於對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深刻把握,是基於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的深刻總結,是基於對時代潮流的深刻洞察,是基於對人民群眾期盼和需要的深刻體悟。可以說,改革開放是我們黨的一次偉大覺醒,正是這個偉大覺醒孕育了我們黨從理論到實踐的偉大創造。

  另一方面,這是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具體體現。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生產力的變化會引起生產關係的變化。這就決定了不斷改革和完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解放生產力就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長期堅持的研究對象。當代中國的偉大社會變革,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歷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而是“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國發展實踐,揭示新特點新規律,提煉和總結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規律性成果,把實踐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偉大創造的結果。所以,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是一項長期的、艱巨的、繁重的事業,必須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幹下去。

  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們不僅要研究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還要進一步擴展到研究保護生產力。保護生產力,一方面是指防範和化解影響我國現代化進程的各種風險,築牢國家經濟安全屏障。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指出,統籌發展和安全,增強憂患意識,做到居安思危,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一個重大原則;另一方面是指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確保生態安全,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就是從保護生態的新視角明確提出了保護生產力的新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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