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當前兩岸融合發展的環境雖然嚴峻，但是兩岸經貿往來依然緊密。兩岸地理區位毗鄰，市場容量互補；大陸發展環境開放，政策優惠，經濟穩健性強，基礎設施日趨完善；這些因素在沒有受到外部干預時必然會驅動要素在兩岸間流動，創造出集聚經濟，推動雙方經濟往來。2009年全球爆發金融危機，世界經濟遭受巨大衝擊。2020年全球暴發新冠疫情，世界經濟再次受到重創。但是，台灣經濟在近些年來卻能度過危機并在2020年出現反彈；這與台灣受益於兩岸間經濟融合規律密不可分。2008年以來，台灣經濟成長率與台灣向大陸出口額同向運動。中國大陸的巨大市場需求和兩岸間貿易創造效應是台灣經濟的最主要增長途徑。相比之下，台灣其他幾大出口地區仍受疫情影響無法給台灣帶來經濟增長動能。從2020年全年台灣主要出口產品結構看，中國大陸在電子零組件和資通視頻產品增加額最多；美國則在台灣傳統行業產品出口上增加額最多；而台灣一直看好的新南向國家則均表現為負增長。
二，兩岸產業鏈垂直分工模式依然是兩岸貿易緊密的基礎。從上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台灣進入出口導向型工業發展階段，通過OEM逐步融入國際貿易體系。之後台灣抓住全球經濟發展時機，通過建立全球生產協作網絡與有效連接中國大陸市場，實現了經濟增長。台灣經濟內核是產銷合一；台灣貿易與生產之間的關聯同時也塑造出了社會意義，帶動了台灣社會轉型發展④。台灣經濟要實現接續發展，就應駕馭好宏觀經濟三駕馬車；其驅動力在中國大陸。在兩岸貿易結構中，電子零組件是最主要的產品，且中間品占比高。台灣電子零組件產業中，集成電路產業占比85%，其中晶圓代工占80%以上，DRAM約占10%；在其餘15%的產業中，二極管（含LED）約占20%，印刷電路板約占35%，太陽電池約占8.5%，電阻器與電容器約占23%⑤。上述產品需求的最大客戶群體就是大陸台資企業。這些台資企業在大陸從事加工生產，終端產品出口歐美市場。
三，中國大陸宏觀經濟穩定為大陸台商提供了最為優良的發展環境。2008年以來，大陸台資與大陸整體經濟發展趨勢相同。成本驅動與集聚經濟驅動是對外投資的兩種核心邏輯。早期台資企業選擇大陸投資的原因主要尋求低經營成本。近些年來，隨中國大陸經濟實力進一步提升，台資企業在大陸的經營成本也出現增加趨勢。此時，能够繼續留在大陸并增資的台資企業，或是新來大陸的台資企業更看重的是大陸經濟穩定帶來的正外部性，集聚經濟帶來的規模效應以及大陸的市場容量。台灣工商時報在《2020年大陸台商1000大》報告中指出：2020年台商在大陸投資額增長41.5%，2020年大陸台商千大企業營業收入為7903億元人民幣。面臨中美經濟脫鈎風險，大陸台商經營的最大困境是對美出口碰壁，其他市場如隔山打牛。⑥因此，在大陸為台商繼續提供公平競爭的開放穩定環境中，大陸台商的最優選擇是同步與大陸市場關聯。兩岸間市場化程度的提高以及投資貿易緊密度的增加是台灣經濟發展的堅實支點。
四、兩岸融合發展為島內社會治理提供了寬闊願景
近年來，島內經濟禀賦優勢衰減，社會福利分配問題突出。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台灣地區的GDP平均成長率達到10%以上，基尼係數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中後期之前一直維持在0.3以下的水平。台灣地區財政部門統計資料顯示：台灣地區在上世紀60年代中後期顯著加大了教育投入；教育支出占公共支出的比例高於社會福利支出。1994年之前台灣地區教育支出占公共財政支出比超過20%。從勞動力市場看，台灣地區自1981年以來，名義薪資水平呈現出整體增長，其主要原因在於台灣通過教育投入，經濟發展和社會福利均有躍升，勞動所得份額1990年達到51.74%的高點值（台“行政院”主計處數據）。上世紀80年代進行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在開放金融市場、增加資金流動性方面發揮了一定作用。⑦
進入2000年後，台灣經濟增長速度明顯放緩。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島內資源禀賦衰減，社會福利分配不均問題突出。台灣整體的平均薪資在2000年後呈現下降趨勢，之後就一直呈現出徘徊下降趨勢。島內民衆的可支配收入沒有出現增長。金融自由化過度也導致了資產惡化、金融風險增加等一系列問題。尤其是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台灣地區的痛苦指數（失業率和消費者物價上漲率之和）也一路飈升至亞洲“四小龍”之首。近些年台灣地區GDP的增速在降低，失業率卻維持較高水平,儲蓄率上升，投資率在下降。缺電、缺水、缺地、缺工、缺錢也日漸成為島內當前經濟發展的掣肘。近些年來，除消費物價指數增幅較小之外，在地區經濟總量、進出口、生產、投資、人均所得等經濟指標，以及在人口出生率與福利支出等社會指標上，其增長動能都明顯減弱。在推動台灣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方面，台灣當局已無計可施。“兩岸議題”就成為民進黨當局尋求問題出口的“蓄水池”。
兩岸融合發展不是兩岸間“內捲化”，而是共同增進兩岸同胞福祉的雙贏策略。從區域治理機制的視角看，島內民進黨當局一直采取所謂的競爭性區域策略（不尋求融合，而是用自己的優勢反對國家力量，強調經濟分權）。中國大陸采取的是融入型區域策略（在地區和國家層面建立經濟和文化橋梁）和自治性的區域策略（自治政府的歷史和民族區域）。一種政治制度的合法性設計需要有三個條件：符合既定規則；規則本身經受得起以共有的信仰為參照而進行的論證；重要成員對特定權力關係明確表示接受。⑧而民進黨當局在島內的“台獨治理”方式卻明顯暴露出了其島內政治制度設計的漏洞。民進黨當局祇會將台灣帶入更危險境地，島內其他黨團組織的治理空間受到嚴重擠壓。在“國家統一，一國兩制”方略下，兩岸融合發展不僅涵蓋經濟融合、社會融合、文化融合、心靈契合各層面；更在公共服務、同質生活體與網絡社群等新經濟形態的融合上也得到體現；這為台灣經濟社會總體進步將提供超越經濟指標意義上的寬廣內涵。因此，兩岸融合發展是兩岸人民期待美好生活願景下的共同心聲與時代命題。
注釋：
①中共中央宣傳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三十講，學習出版社，2018年5月。
②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aveland Press, 1979.
③Shahar Hameiri, "China's 'charm offensive' in the Pacific and Australia's regional order," The Pacific Review 28, no.5 (2015), 632.
④陳介玄.台灣產業的社會學研究，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
⑤台灣外貿協會，2020年1-12月台灣出口情勢分析，2021年1月。
⑥工商時報，2020年大陸台商1000大，聯華書報社，2020年8月。
⑦朱興婷，鄧利娟，楊林波，1980—2016年台灣金融改革分析：總結與借鑒 [J]. 亞太經濟，2018(5):137-152。
⑧David Beetham, The Legitimation of Power, Palgrave Macmillan, 1991.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1年11月號，總第28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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