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不一樣。美國不需要征服他國領土、直接掠奪財富。美國是利用戰後初期的經濟優勢，通過制度設計確立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壟斷地位，以此來積纍國民財富。作為國際貨幣的美元具有這些好處：成為各國對外貿易的支付手段以及國際貿易的清算手段；成為各國硬通貨的儲備手段；鑄幣稅。美元具有三個特性：第一，美國政府信用的背書。戰後以來，美國交替使用硬實力和軟實力，或是發動戰爭，或是文化輸出，其目的就是增加美元的國際影響。第二，購買力的支撑。僅僅依靠印刷貨幣，美元是無法變成全球流通的國際貨幣。它必須具備強大的購買力。戰後初期，美元與黃金掛鈎，其發行量是受控制的，基本上與美國的黃金儲備相適應。越戰以後，美元超量發行，超過本國的黃金儲備。於是美元與黃金脫鈎，掛上了石油和大宗商品，以保證美元的購買力。第三，跨國消費者的意願。由於美國提供了豐富的消費產品和商業便利，大部分國家願意持有美元進行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美元得以在全世界流通。
為了維護美元的霸權地位，美國還設計了國際市場和國際制度等配套措施。美國深知，僅僅依靠武力是難以讓美元在各國流通的，必須通過市場經濟的方式，讓世界逐步接受美元的國際地位。美元印刷初期祇是名義財富，祇有進入國際市場流通才能變成實際財富。美國的方法非常簡便，就是讓美元在本國市場流通，同時開放美國市場，使其具有國際市場的性質。全世界的商人在美國市場進行商品交易，使用美元支付，美元自然流向全世界。由於在美國市場交易，美國可以理直氣壯地使用美國法律規範美元交易行為。美元流向哪裡，哪裡就是美國市場。SWIFT和長臂管轄都是基於這一現實而出台的管治手段。⑤
美元治下的世界經濟格局形成後，全球化進程不斷推進。經濟全球化的核心是資本的全球化。全世界的資源在美元的協調下，匯集於美國市場進行交換和優化配置。美國以美元為杠杆，控制了設計和市場兩頭，將利潤率較低、能耗較大的生產過程轉移到海外，起先是中低端產業，後來擴大到部分高端產品。西歐和日本首先迎來了美國資本的擴張。亞洲四小龍緊緊跟上。以美元為載體的資本擴張，帶動了市場要素在全球範圍內的流動。美國政府為美元的流通掃除了政治障礙，而跨國公司提升了經濟全球化的程度，使之從垂直型向水平型發展，到20世紀70年代達到新的高度。至此，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全球化的進程開始啓動。
當時中國被排擠於世界經濟體系之外，但敏銳發現了世界經濟全球化的現象，并設法加入這一進程。周總理將其表述為“四個現代化”。鄧小平則說中國如果沒有趕上經濟全球化的班車將會被開除“球籍”。從八十年代起，中國順應經濟全球化的歷史潮流，果斷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2001年中國加入WTO，是中國捲入經濟全球化的標杆性事件。僅僅十年，中國迅速趕超其他發達國家，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經濟強國。其實，中國沒有理由慶幸。因為中國“老二”的地位并沒有改變對美元體系的依附地位。中國在美元主導的全球價值鏈中處於中低端地位。所謂的“世界工廠”名號并不能掩蓋中國作為西方跨國公司的加工廠、儲存倉庫和商品集散地的事實。長期以來，中國實行出口主導型的發展戰略。它以占有西方市場、賺取美元為戰略目標。在中國地方“政績至上”的行政化管理手段驅動下，這種發展戰略呈現倍增效應。中國幾乎與所有的國家存在貿易順差，尤其對美貿易的順差巨大，因而賺取大量美元，成為世界第一外匯儲備國。然而這種發展戰略的負面效應也是明顯的。它犧牲了國內市場，使其呈現碎片化、惡性競爭的症狀。它加劇了中美貿易的緊張關係，招來重商主義的非議。
為了擺脫對歐美經濟體系的依賴，中國正在進行抗爭。這不是簡單的經濟發展戰略選擇而是兩條道路、兩種制度之爭。并非所有的國家在經濟全球化中獲益。那些資源禀賦缺乏、地理位置遠離國際市場、本國現代化進程屢屢被外部勢力打斷的國家如阿富汗，都在經濟全球化中淪落為國際社會的底層。這種挫敗感和失落感在伊斯蘭世界中表現得十分強烈。它們與西方國家的左翼力量從不同的道路在“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道路上匯合一起進行抗爭。於是意識形態的較量再度登上國際舞台。
三、意識形態較量的三方態勢
提起意識形態，通常認為是冷戰遺留的概念。它的具體功能是指執政黨以自己的價值觀或“主義”為指導思想，制訂本國的對外政策，并形成一套說辞甚至理論體系建構本國“高尚”的國際形象，而本國真實的國家利益和戰略訴求則隱藏於它的外衣之下。冷戰期間，美蘇分別代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進行較量。從表現上看，這是一場意識形態戰爭，但更深層次下，隱藏著美蘇各自的地緣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的爭奪。冷戰結束後，整個社會主義陣營不復存在。中國在保留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開展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合作，而西方國家也樂於與中國做生意。誰都不願意放棄中國市場這塊大蛋糕。
在中國，高層主張避免捲入“姓資”與“姓社”的爭論。按照鄧小平的說法，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在外交政策上，中國推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主要為經濟發展護航，全力發展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友好合作關係。所以世紀之交期間，雖然中美經歷了不少事件的衝擊，如蘇東劇變、南斯拉夫炸館、海南撞機、“911”事件和阿富汗戰爭等，但總體上雙方保持著正常關係，其經濟相互依存的程度遠遠超過任何時期。西方國家在蘇東劇變後陷入狂喜，西方主流精英都認為取得了意識形態的勝利，其代表性觀點就是福山的“歷史終結論”。然而，歷史總是按照自身的邏輯推進。在後冷戰時代這30年間，西方的意識形態并未一統天下。以俄羅斯為首的獨聯體國家在短暫向西方一邊倒之後迅速調整站位，與西方漸行漸遠，在對外政策上恢復本國的歐亞主義傳統。
中國也經歷了同樣的轉變。隨著中國的崛起，海洋意識的加強，特別是在亞太地區和歐亞大陸推行“一帶一路”大規模基建項目，再加上頻頻發出的人民幣國際化呼聲，讓西方感到一個強勁的競爭對手出現在面前。特朗普執政後，中美關係急劇惡化，開始是由貿易戰引起的，後來問題越來越多，以致於中美的矛盾已經從地緣政治、經濟貿易上升到意識形態層面。面對西方的進逼政策，中俄不得不合作，在地區性和全球性議題上采取基本上一致的立場。這樣冷戰初期曾經有過的，以意識形態劃分的東西方對峙格局再度出現。西方沒有變，依然是那個西方。但東方不再是那個東方。中俄在國內制度方面存在差異，但基於蘇聯的紅色基因，雙方在對付西方圍堵時有某種親近感。俄羅斯的意識形態披上了歐亞主義外衣。但中國依然堅持馬克思主義，同時努力與本土傳統文化相結合。
與此同時，伊斯蘭主義強勢回歸，成為與東西方搶奪天下的第三方力量。伊斯蘭曾經有過輝煌的歷史，創立了多個強大的帝國，并征服歐亞大陸大片領土。然而，自資產階級工業革命以降，“資產階級在它已經取得了統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般的關係都破壞了。”（《共產黨宣言》）處於生產力落後的伊斯蘭國家難以忍受西方列強的戰爭和商業的雙重打擊，淪落為西方國家的殖民地。伊斯蘭主義在世界上沉寂數百年。二戰後，世界興起了非殖民化潮流，伊斯蘭國家也紛紛獨立。但這些國家主要打著民族解放運動的旗號，在政治價值觀上傾向於蘇聯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於是在一些地區出現了“阿拉伯社會主義”、“伊斯蘭社會主義”。納賽爾、卡扎菲和薩達姆等都是代表性人物。然而，在冷戰的兩極體制下，伊斯蘭主義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出路的。真正撬動伊斯蘭意識形態復興的事件是1979年的伊朗革命。儘管它是什葉派發動的，可其追求原教旨主義的精神很快蔓延到整個伊斯蘭世界，包括遜尼派國家。一大批世界觀極端保守、行動又極端激進的伊斯蘭主義者以各種方式出現在國際舞台上。他們甚至脫離國家政權，直接以超國家的組織形式對頭號強國美國發動“911”恐怖襲擊。雖然在美國為首的國際反恐聯盟打擊下，伊斯蘭極端主義勢力一度陷入低潮，但很快又集結起來，不知疲倦地向美國、向發達國家發起進攻。在阿富汗，美國終於支撑不住，在耗費了2萬多億美元和20年的時間後終於離開了這塊貧瘠之地，塔利班掌握了國家政權。隨後宣布的塔利班政策主張中透露著濃烈的伊斯蘭主義意識形態色彩。阿富汗成為世界上第二個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國家。它們將與世界上的其他國家長期共存。
阿富汗發生的事情表明了伊斯蘭主義的意識形態不再從屬於西方或東方的意識形態中。它已經獨立出來，形象鮮明地向國際社會宣示它的存在。它與東西方一起構成了意識形態較量的三方態勢。
四、結論
綜上所述，本文得出如下兩個結論：第一，對國際關係格局的觀察應該站位高、視野廣和思慮遠。任何單向度的國際關係格局觀察視角都會導致片面化和簡單化。冷戰期間，美蘇兩極對抗矛盾構成了國際關係格局的主要特徵，而美蘇之間的鬥爭主要集中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勝誰負的問題上，這是意識形態層面的較量。在後冷戰時代，地緣政治、經濟全球化等現象也活躍於國際舞台。陸權方向的地緣政治博弈主要圍繞著油氣資源的戰略供應，海權方向的地緣政治博弈主要圍繞著海上貿易通道的安全保障。對於中國來說，還有一種歷史情結。中國近代的衰退就是海權的喪失。甲午戰爭是揮之不去的民族恥辱，它深深埋藏在民族的集體記憶深處。經濟全球化催生了中國的改革開放，導致了蘇聯的解體，造成西方主導的國際經濟體系的一統天下。經濟全球化把世界變成一個地球村，使各國之間形成了相互依賴關係。但是，意識形態的博弈依然存在，祇不過內容發生了變化。除了從冷戰延伸而來的東西方價值觀對立外，又增加了伊斯蘭主義。它有自己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
第二，阿富汗和台灣地區是多維度觀察國際關係格局變化的兩個焦點。它們既反映了地緣政治的博弈，也呈現了經濟全球化以及意識形態競爭的狀況。當前，地緣政治博弈的主要動機集中於油氣資源的供應和海上貿易通道的安全，但還保留了國家領土攻防的傳統。阿富汗位於中亞、西亞和南亞的樞紐地帶。它本身沒有油氣資源，與周邊國家也沒有領土糾紛。但阿富汗100多年來多次捲入大國的征服，卻是因為經濟全球化和意識形態競合的結果。大英帝國為了占有中亞市場而三次進攻阿富汗；蘇聯是因為誤判形勢，把伊斯蘭主義的崛起解讀為親美的反革命勢力而侵占阿富汗；美國則是報復“911”的恐怖襲擊而出兵阿富汗，以打擊伊斯蘭極端主義勢力。
台灣是國共內戰和冷戰遺留的問題，具有濃烈的意識形態的意義。但當前中美競合中，台灣兼具地緣政治和經濟全球化的性質，前者指台灣島扼守著通向西太平洋的系列島鏈，與南海互為犄角，構成中美海權攻防的必爭之地。隨著全球供應鏈日益提到白宮議事日程上來，台灣扮演著重要角色。當今世界經濟競爭的制高點是芯片研製，而台灣掌握著新芯片的關鍵技術。美國的大部分芯片供應來自台灣。某種意義上台灣嵌入了美國的國家核心利益中，這是解決台灣問題時不得不考慮的視角。
注釋：
①[美]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著《大棋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第49-50頁。
②[法]雷蒙·阿隆著《和平與戰爭：國際關係理論》，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9月，第237頁。
③[美]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著《失敗的帝國：從斯大林到戈爾巴喬夫》，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8月。第359頁。
④參見耕夫“海的呼喚：不能忘記300萬平方公里的海洋國土——吳純光海權觀念的再復述”，《南方國土資源》，2007年3月。
⑤SWIFT code，是由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設立的銀行識別碼，本質上是美元支付體系的通行證。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1年10月號，總第28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