漁業為全球數億人提供了就業機會，數十億人依賴海產品作為蛋白質和微量營養素的重要來源，尤其透過魚類或貝類等水產品生產100g蛋白質只排放1.1kgCO2，遠低於豬肉生產同重量蛋白質需要排放7.6kgCO2低。氣候變化對海洋漁業發展帶來新的巨大壓力，例如氣候變遷帶來跨國界種群的轉移，預計到本世紀末，全球23%–35%的專屬經濟區(EEZ)將擁有新的跨界種群，也會改變魚類的洄游路線（如秋刀魚、魷魚、磷蝦等），對商業漁業造成重大影響，也可能會給海洋資源帶來新的衝突和管理挑戰甚至戰爭（如英法扇貝戰爭，英國冰島鱈魚戰爭等），受氣候變暖的影響，東亞的漁業生產力和相關產業就業率已下降了15%至35%，全球商業捕撈活動下降了6.5％，尤其全球34.2%的漁業捕撈量已超出了可持續極限，維持海洋的健康，對於可持續漁業和海洋生態系統至關重要。而可持續漁業管理是重建枯竭種群和保持健康種群穩定的重要工具，想有效推動需對氣候變化如何影響魚類的分佈和豐度有更好的掌握，這需要收集更多的科學數據，以利建構更具適應性、靈活性和參與性的新漁業管理模式。
氣候變遷對整個海產品供應鏈造成影響，給捕撈帶來更多的可變性和不確定性，但非零和遊戲。透過廣設海洋保護區(MPA)並落實管理，規範沿海開發確保沿海生態系統；制定政策確保海洋和海岸的相關行業（包括漁業和旅遊業）；採取可持續的做法，提高適應性反應的能力與速度；實施藍色金融（如生態系統保險、藍色債券、藍碳交易），推動生態永續的水產品認證，並建立全球共識以科學數據為準則的漁業管理規範（取消有害漁業補貼、合理的漁業配額、加強多邊漁業合作）等，不僅可以降低提高漁業恢復力，降低氣候變遷衝擊，保護和復育海洋健康，還可以提高漁業盈利能力。可持續的“藍色經濟”預示著未來幾十年的新機遇和新趨勢。
智利和秘魯在這方面已有成功範例，中國領導人有感於海洋治理，有賴人類帶著共同使命感開展合作，除了呼籲建構海洋命運共同體外，還積極推動嚴管“三無”船舶（無船籍港、無船名號、無船舶證書），實施伏季休漁，耕海牧漁，公海（high seas）自主休漁措施，廣設栽培漁業區，推廣生態健康養殖模式等，台灣身為重要捕魚成員在這方面態度消極，所投注的心力遠遠不足。
因應氣候變化光靠補貼，單獨行動無法成功適應極端氣候對海洋及漁業造成的諸多負面影響，漁業需從“社會經濟系統(SES)”視野做出調適。除了對內需要靠政府跨部門、漁民、企業和科學家的通力合作，特別是邀集長期在海上作業漁民和利益相關者的參與，透過他們的協助有助於建立氣候變化對海洋影響的大型數據庫，作為漁業資源管理的重要依據，提升漁洋復原力，促進海洋及漁業永續發展；對外應遵守國際相關規範（如遏止非法漁業活動，嚴禁虐待漁工與血汗海鮮，遵守漁業配額，推動低碳漁業，訊息共享，共構新的海洋公約及國際捕魚協議等），並積極參與國際相關行動，建立國際夥伴關係，與大自然和諧共生，讓子孫後代可以繼續吃到健康的魚並從海洋蘊藏的財富中受益。
（作者：李武忠，台灣農漁經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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