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8月8日電／8月2日，中央宣傳部等五部門聯合印發了《關於加強新時代文藝評論工作的指導意見》。該《意見》提出，健全完善基於大數據的評價方式，加強網絡算法研究和引導，開展網絡算法推薦綜合治理，不給錯誤內容提供傳播渠道。
環球時報發表浙江大學數字法治研究院副院長高艶東文章表示，算法推薦是新型數據技術，提高了用戶的使用便捷度。互聯網帶來了海量數據，用戶難以全面瀏覽所有信息，算法推薦根據用戶的喜好、閱讀習慣等，向用戶推薦其可能感興趣的內容，提高了信息檢索的效率。但是，如果不受到限制，算法推薦就可能為偏激、仇恨等內容推波助瀾，進而侵犯社會利益。
一方面，算法推薦會導致“信息繭房”，限制用戶的信息知情權。多數算法推薦的邏輯是“投其所好”，這會導致用戶信息來源被固定化、單一化。另一方面，算法推薦極易導致“奶頭樂”，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泛娛樂化風氣，多數用戶尤其年輕人喜歡瀏覽搞笑、刺激或者獵奇內容，平台在“流量為王”戰略下，大量推送明星醜聞等內容來贏得流量爭奪戰。
文章指出，對算法推薦進行綜合治理，使其成為推動社會發展的動力，而非成為阻礙文化進步的絆腳石，是互聯網合規戰略的重要一環。針對算法推薦的綜合治理，未來應該實行“積極立法、算法透明、用戶知情、多方監管”的管理思路。
第一，國家應當積極立法，為算法推薦建章立制。算法推薦是數字經濟時代的新事物，傳統法律更多關注侵權、色情等問題，而防止“信息繭房”則無先例可循。未來需要積極立法，打破算法黑箱，確保算法推薦的透明化、合理化。目前算法推薦的模型多是由各大平台自我決定，追求的是流量為王、利益至上。但是，用戶眾多的互聯網平台涉及公共利益，未來立法應當本著強化公序良俗的理念明確算法標準，規定算法推薦的原則、程序、參數等，為平台確立經營底線。
第二，嚴格監管對特殊群體的算法推薦。對互聯網進行分類管理是大勢所趨，法律對不同群體的保護標準亦有重大區別。例如，相較於成年人較強的鑒別能力，未成年人正處在身心發育階段，需要社會為其樹立健康向上的價值觀念。顯然，未成年人對網絡遊戲、娛樂明星等內容充滿興趣，如果算法推薦按照閱讀習慣和喜好，對未成年人大量推送遊戲廣告、明星緋聞或性感照片，則會讓未成年人在遊戲、八卦等內容中“沉淪”。顯然，對未成年人的算法推薦，不能任由互聯網商業平台主導，而應由文化、網信等部門共同制定標準。
第三，算法推薦應當確保用戶的知情權與選擇權。技術應當是為大眾謀福利的工具，而不能成為操控用戶的手段。長期以來，各大平台都以商業秘密為由，很少公開算法推薦的數據模型。更糟糕的是，在算法推薦過程中，用戶完全不知情。這類似於福柯在《規則與懲罰》一書中描寫的圓形監獄——平台監控用戶的一切，而用戶一無所知。為了防止平台與用戶之間的平等關係變成附屬關係，消除平台成為“信息上帝”的可能性，算法推薦必須從“平台主導”走向“用戶選擇”的模式。在進行算法推薦時，平台應當向用戶告知主要參數的依據，用戶有權隨時選擇、調整參數內容及其權重。換言之，算法推薦的模式不能是“醫生開藥”，而應當是“客人點餐”。
第四，對算法推薦應當引入第三方評估機制。在龐大的平台之下，用戶都是渺小的個體，限於技術、知識能力，用戶很難與平台博弈。平台可以採用信息不對稱等戰術規避法律，例如，雖然法律要求“告知-同意”原則，但平台可以將告知書寫成數十頁內容，讓用戶無從閱讀，只能在“無知之幕”下被迫同意。未來，以技術制約技術、以平台限制平台，應成為保護用戶利益的思路。既然有算法推薦，就應當有第三方的算法評估，國家應當鼓勵第三方機構通過數據技術測評各大平台的算法推薦，彌補用戶的技術缺陷。同樣，在用戶被侵權之時，有維權平台或組織利用數據優勢，替用戶集體主張權利，從而消除“用戶維權成本過高、平台各個擊破”的維權困境。
文章最後說，作為中立的數據技術，算法推薦是一把雙刃劍，用之得當，則平台與用戶兩受其益，用之不當，則社會與人民兩受其害。算法推薦的亂象是發展中的階段性問題，對算法推薦的綜合治理，不是限制其使用，而是為了讓其發揮更大作用，是為了充分引導社會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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