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美國對華政策掣肘因素
美國對華政策能否執行下去，能否奏效，也會受一系列掣肘因素影響，其中有三大矛盾已經凸顯。
一是美國與盟友間的矛盾。拜登宣佈“美國回來了”，但是美國信譽在特朗普時期遭受重創，如今美國能否贏回盟友信任，美國真的回來嗎？美國能回來多少？美國要回來多久？美國是否會要求在中美間選邊站隊？美國盟友也擔心被拋棄和被牽連的困境。此外，美國與盟友之間有不同利益訴求，例如美歐在能源、數字稅、伊核、巴以等議題上的分歧較大，美俄走近會傷及美歐同盟。亞洲盟友對與中國合作也有更大的利益。
二是美國外交與內政之間的矛盾。美國二戰後推行的“自由國際主義”外交政策與美國內政高度契合。但如今，美國自覺在全球化中利益受損，“美國優先”理念和“特朗普主義”潛流依然存在，“購美國貨”“疫苗民族主義”都體現出美國全球領導力的衰微。拜登提出“中產階級外交政策”正是為了統籌外交與內政，但是也反映出美國外交目標與國內利益出現脫節。具體而言，美國到底能為盟友做什麼，能為“重建更美國世界”B3W之類的倡議拿出多少真金白銀也未可知。
三是中美關係中的矛盾。中美關係極具重要性和複雜性。拜登從審議和復盤中應該也意識到這一點，因此他提出對華3C政策不一定完全是虛偽的，也是反映出拜登評估對華政策之後的結果。例如坎貝爾曾撰文提出中美要競爭，但不能要災難。如何平衡和協調不同利益訴求，包括經濟訴求、安全訴求、價值觀訴求等，是拜登對華政策面臨的挑戰。
三、中國要如何應對？
中美競爭將是一場長期博弈，面臨新的挑戰和機遇。我們要在三個方向努力。
（一）修煉內功，增強自身競爭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