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社區的構建提升了網絡政治傳播的互動性。台灣學者柯一青指出，“社區(community) 是社會結構(social structure) 的一環，并不單單指的是村里，更不以集合住宅為單元，應該屬於人心理互動的一種組織，并無固定的範圍與界限”〔9〕。網絡社區建設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可依據區域內個體的自我特性為其自動匹配出適合群組，也成為集會召集的重要平台。台灣通過構建社區文化認同來強化社區參與者的主體性，從現實幫扶發展至網絡聯結，意在把社區人員之間產生的聯繫與社區整體意識相融合，產生區域共識。網絡社區的構建可快速高效地聯結社區個人力量。衆人皆知的“太陽花學運”及“反課綱運動”之所以可快速集結大量人員，不可忽視社區網絡和各大社交媒體的集結作用，發起者通過各種社交平台聯動、協作，最後形成“無組織的組織”。此時的網絡化個人主義達到高潮，個人的政治關注度和參與度得到明顯提升。
三、台灣網絡化個人主義影響兩岸命運共同體構建的具體體現
兩岸命運共同體的構建需要兩岸以一致的身份認同 、明確的共同利益和有效的制度規範為支撑，網絡化個人主義在台灣的發展映射出台灣島內政治、經濟、文化以及社會的變化，這些變化影響著兩岸命運共同體的構建。
（一）台灣民衆的“台灣主體意識”和身份認同差異在網絡政治傳播中被強化
身份認同對構建兩岸命運共同體意義非凡，網絡化個人主義一方面為多元理念的碰撞提供了平台，一方面成為台當局通過網絡塑造“台灣主體意識”、強化“台灣人”身份的工具。社會認同理論認為“群際區分提升自尊”，“台灣人”的自尊是通過與“中國人”的社會比較而實現的。〔10〕國民黨退台後，台灣走的是與大陸完全不同的政治發展之路。台灣整體傾向將實行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國家和地區視為“自我”或“我群”，而把與西方民主不同的制度稱為“非民主制度”，一律視為“非我”或“他群”。〔11〕中國大陸的政治制度便是“他群”之一。早期國民黨的“反共”教育以及與台灣經濟“四小龍之一”的光輝歲月的對比令民衆對大陸帶有偏見和刻板的印象，認為台灣比“一黨專政”的大陸各方面都要先進。
台灣當局為了穩固權力地位，長期貫行“區別兩岸，突出台灣”的排他布局。通過整合黨派、社團、提出可以塑造群體同質性偏好的聯結理念，如將台灣的“尊嚴”同“台灣主體意識”相關聯，“台灣命運共同體”等利用民衆的模糊性身份認知力圖將台灣民衆吸引至黨派的支持群體中。新冠疫情阻斷了兩岸的民間往來，民進黨藉機利用網絡媒介深化台灣社會對大陸的分離意識。兩岸長期分離，有效溝通缺乏的現狀也為“獨”派勢力的擴大提供了契機。納粹黨徒戈培爾曾稱“重複是一種力量，謊言重複一百次就會成為真理”。當民衆不明真相時，通過虛假的重複性宣傳以得到民衆的認可，繼而“弄假成真”通過控制大衆媒介，數十年持續推送大陸“威脅”論，營造“亡國感”，哄抬仇陸氣焰。
現代化產生了結構的變異，結構和功能專門化的子系統出現并且成為一個體系。〔12〕在報紙、電視、廣播和雜志在內的大衆傳媒影響下，部分受衆形成尋求政治暗示或避免認知失調的心理傾向。〔13〕多數的新聞節目和政治類節目為了尋求最大化的利益，大都有意突出特定黨派性來迎合他們的目標受衆，致使以統“獨”議題為核心的政治兩極分化滲透到社會各個角落。民衆將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因政治分歧所造成的身份認同危機中，台灣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在2020年7月3日公布的三份民調調查結果顯示在兩岸關係方面“維持現狀”仍占據主流，但是有下降趨勢，且“偏向台灣獨立”有27.7%的支持度，是該研究中心近30年的最高數字。〔14〕
（二）輿論政治化加深台灣青年與大陸交流的“焦慮感”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兩岸交流，歸根到底是人與人的交流，最重要的是心靈溝通。要多關注兩岸青年交往，保證多平台多交流，實現人心相通。
“獨派”政黨時刻營造的“恐中”氛圍刺激台灣青年的政治情緒。政治世代理論認為，青少年時期是價值觀念的形成期和塑造期，一旦形成，到中老年都不會有太大的偏差。民進黨組成中含有“台獨”成分，其政策以及相關的政治衍生品或多或少帶有“台獨”色彩，加之渲染統“獨”議題取得的吸票成績，台灣的政黨政治發展很難摒棄統“獨”議題的影響。現今省籍矛盾、階級矛盾相對弱化，營造台灣處於日漸強大的大陸旁側的“亡國感”，兩岸關係的報道中，時常出現“中國打壓台灣國際空間”“中國2000多顆飛彈對準台灣”“中國要吞并台灣”；涉及兩岸經貿往來是“由經入政、統戰台灣”“錢進大陸、債留台灣”“人才外流、掏空台灣”等等論調。青年在這樣的台灣社會中生活，其國家認同、政治認同都會在這種持續的惡質輿論環境下受到深刻影響。
兩岸青年交往的社會焦慮感走高。社會焦慮感強的人傾向於通過網絡建立人際關係，并對其進行管理。因網絡具有匿名性、物理空間存在距離以及異步性，為現實焦慮感較高的群體提供了交往和發聲的可能性。〔15〕由於台灣網絡化個人主義的盛行，現實中所迴避的嚴肅話題會通過網絡媒體平台表達個人觀點，多元觀點的激烈碰撞會產生更多焦慮感，憤怒、焦躁、不被理解的“非理性”情緒被刺激產生。回看兩岸在網絡上的爭鋒，政治問題引發的兩岸網友罵戰現象頻發，小至個人，大至國家，都在哄抬兩岸青年的政治負情緒。名人的政治態度備受關注，其粉絲團體在網絡上的狂熱支持在面對國家統一問題上也自動劃分成兩層。如台灣藝人周子瑜、歐陽娜娜等未經證實下被爆出有“台獨”傾向引發兩岸網友的激烈罵戰，公開道歉後網絡上的對抗熱度依舊不減。有人感慨“網絡力量的可怕，毀了前途”。輿論政治化加深了兩岸民衆對各自政治文化的認知，拉寬了兩岸青年交流的距離，環球時報報導稱“不要給台灣藝人亂扣帽子”，希望珍惜兩岸情感。然而現實是新冠疫情下台當局的“以疫謀獨”，ECFA的停止，兩岸交流的斷層，網戰頻頻，大陸“武統”聲高，台灣“亡國感”之憂慮更甚，形成惡性循環。
（三）民粹主義藉網絡化個人主義形成社會問題破壞兩岸利益聯合
共同利益是構建兩岸命運共同體的現實支撑，深化兩岸利益融合，共創兩岸互利雙贏，增進兩岸同胞福祉，是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宗旨。
網絡化個人主義助力台灣社會運動并影響兩岸的利益聯合。信息網絡化對台灣的社會運動作用顯著，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建構信息網絡將議題認知普及化, 刺激社會情緒與集體意識的形成；第二，社會運動的組織者和參與者可以繞過傳統媒體自身設置的“把關機制”(gate keeping) , 獲得獨立的信息發布和傳播渠道，進行自主發聲；第三，推動社會動員，構建起因同一議題的“想象共同體”；第四，形成互助網絡。促進外界對於社會運動的瞭解和認知，尋求外部支撑；第五，籌集資金和獲取資源以支持運動的進行。〔16〕例如，2014年3月，台灣地區的高等院校學生群體、民間團體（“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綫”“黑色島國青年陣綫”等）發起了“太陽花學運”，反對暗箱操作通過“服貿協議”、要求退回“服貿協議”、建立“兩岸協議監督機制”、召開“公民憲政會議”等。
反服貿人士首先通過“黑色島國青年陣綫”與“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綫”的Facebook粉絲頁, 連篇纍牘地發布反對公告與抗議信息，藉“網書”強大的粉絲量和轉載機制擴散信息，尋求抗議支持者。從信息發起到占領“立法院”再到退出立法院，全程信息現場直播，并持續號召動員更多的人加入，“在學運開始後僅一周時間, 就有35萬名粉絲加入‘反黑箱服貿協議’的Facebook社群,‘反黑箱服貿協議’發布的聲明則被迅速轉載與分享, 傳達到接近二成的台灣人口(430萬人)。”〔17〕這些參與者部分來自於大學社群網絡，部分來自於親友網絡轉載後的應援，都凸顯出網絡化個人主義多層次、多結點的聯合作用。
民粹主義泛化，兩岸融合受阻。“青年群體以強有力的姿態與運動訴求站上台灣社會輿論的風口浪尖，其思想訴求鮮明有力，直指執政當局，其‘反叛’行動頗具有破壞力與震懾性，對台灣政治格局、社會秩序與民主思想帶來強烈的衝擊與影響。”〔18〕有學者認為“太陽花學運”之後台灣青年中的民粹主義思維加劇了，整個網絡的輿論環境也是越來越被這種情緒所控制。〔19〕“太陽花學運”映射出這樣一個現實境況：青年群體對社會熱點關注度的提升以及應對的敏感性和偏激性一并提抬，并且已經將網絡召集和群體性同質塑造作為權益表達的重要路徑，由此衍生出的激進行為已經完全偏離民主的本質，對兩岸利益的聯合造成持久性的衝擊。
（四）一味迎合青年選民，國民黨“本土化”深化
為了更好地構建兩岸命運共同體，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國共兩黨應致力於聚同化異。
政黨理念、領導人形象以及固有支持群體的號召力都是影響選民投票的重要參考因素。民進黨藉新媒體長期刻畫塑造國民黨組織老邁、缺乏活力、“親共”的形象，使得台灣社會尤其是青年群體對國民黨形成了帶有濃厚意識形態色彩的腐朽政黨的認知，無法產生對其的吸引力。信息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加上新媒體的影響，青年群體距離國民黨愈來愈遠。老舊的人員結構無法時刻掌控喜愛在社交媒體中交往的青年群體思想，國民黨提出的議題吸引力不足，政黨的信任度也有所下滑。為了扭轉不利的競選局面，“在社交媒體中，國民黨開始頻繁使用網絡語言，討論社會議題，發起志願者活動，推動環保建設，關注弱勢群體，不斷依靠新的社會議題來培養公衆對國民黨的認知與接受，使得國民黨在公衆心中開始呈現出具有‘關懷、活力與年輕’文化的政黨。”〔20〕但相比民進黨，國民黨的青年選民支持度仍處於下風，加上每到競選時期，統“獨”議題便會被高調拋出，民意就會出現偏轉。自蔡英文2016年擔任台灣地區領導人以來，台灣失業率居高不下，經濟發展停滯，民調顯示其黨派的民意支持一度下滑，然而民進黨藉操弄香港“反修例”事件，強化台灣民衆“亡國感”，在短期翻轉民意，2020年在台灣地區領導人大選中以817萬高票連任。看到民意對民進黨的偏向後，國民黨內部有聲音稱其失敗的原因在於承認“九二共識”，因民進黨長期將“九二共識”與“一國兩制”進行捆綁，模糊台灣民衆對國民黨的認知，必須提出新的兩岸政策論述。
“本土化”的國民黨不敢喊“統”，并在每次的競選失敗後對自己的行為和對手的競選策略進行反思和模仿，并“以此為依據改變自己的行為和論述以增強對選民的吸引力”〔21〕。國民黨新任黨主席江啓臣一上任便積極推進制定新的兩岸政策論述，成立“改革委員會”。定調兩岸政策“以基於‘中華民國憲法’的‘九二共識’延續兩岸互動，強調反對台灣獨立與中國的‘一國兩制’”。〔22〕此次提出的新兩岸政策刻意分割了“九二共識”與“一國兩制”，明確“中華民國憲法”基礎，其他并無過多改變，可看出是在效仿民進黨的選舉策略，一切為選舉服務。新“九二共識”獲台灣本土派與年輕世代的支持。對此，台灣學者稱“當‘九二共識、一中各表’框架轉換成‘九二共識、中華民國’架構時，已未見‘一中’”。〔23〕可見國民黨對青年世代的思想偏向，“青壯派”的代表江啓臣意在藉機整合黨內思想分歧。在2020年9月2日國民黨公布的黨員民調顯示，黨內高達81.5%的黨員認同江啓臣提出的“在基於中華民國憲法的九二共識”基礎下推動兩岸交流。迎合青年群體勢必會造成國民黨與民進黨的趨同化，國民黨內的“去統”氛圍正在悄然蔓延。國民黨的“去統”行徑為當下“統”聲漸弱的台灣社會再添陰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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