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美日與台灣的歷史文化關聯也存在相當差異
與美國相比，曾經殖民台灣近50年的日本顯然與台灣之間有著更深厚的歷史文化關聯。殖民時期，日本就格外關注台灣的經濟文化價值，將台灣作為日本的“海上生命線”、重要原料產地與商品傾銷地，在台灣大搞“同化”、“皇民化”運動。受歷史文化聯結的影響，當前日台在經濟文化領域仍然交往熱絡，日本在確保安全風險降低的前提下，也積極利用台灣去謀取更多經濟文化利益。截至2020年，日本是台灣第三大貿易夥伴，而台灣是日本第四大貿易夥伴。日本“台灣幫”與台灣“親日派”在串聯日台關係中也仍發揮著重要作用。而對於二戰結束後才開始關切台灣的美國而言，台灣對美國的戰略“外交”價值明顯更加突出。冷戰時期，美國製造與操弄台灣問題的根本目的即在於“扶蔣反共”，將台灣看做是美國第一島鏈上“不沈的航空母艦”。冷戰結束後，台灣依然是美國牽制中國的關鍵“棋子”，是美國最常用的“制華”工具之一，美國經常打“台灣牌”干擾中國崛起。
（三）地緣政治亦是造成美日干涉台灣問題分歧的重要變量
從地理位置來看，美國與日本對台海區域有著顯著的不同認知。其一，對於美國來說，台海遠離美國本土，僅僅是美國在亞太或印太戰略佈局中一環，即便台海失控，所損失的也僅僅是美國在台海與東亞的局部利益，對於美國自身安全並無威脅。因此，一直擅於操弄“離岸平衡手”策略的美國在干涉台灣問題上不會像日本那樣“畏手畏腳”，而是會因應對華戰略需求採取一些激進動作比如操弄美台政治安全關係。當然，在中美關係的大結構下，美國在台灣問題上也不敢過於“肆無忌憚”，避免中美關係因台灣問題而完全破局。其二，日本地理上緊鄰台灣，處於台海的中心地帶，一旦台海爆發局部衝突乃至戰爭，兩岸之外首當其衝受到波及的必然是日本本土。因此，日本介入台海的首要關注點必定是安全穩定優先，加之美日安全同盟的存在與日本自身安保能力的局限性，更使得日本對於台海的安全風險感知會異常敏感，進而導致其在涉台政治安全議題上採取格外謹慎克制的姿態。正如日本駐美大使富田浩司（Koji Tomita）所言，“因為地緣政治位置不同，日本與美國在應對中國的立場和手法上存在分歧，包括最近在聯合聲明中如何就台灣問題進行表態。”②
三、美日干涉台灣問題的行動策略區別
美日在台灣問題的利益動機差異還在一定程度上導致美日選擇不同的涉台行動策略。首先，美國在台灣問題上優先強調“以台制華”的戰略需求就反映在美國對台政策的“戰略模糊”上。長期以來，美國對台政策一直都深刻鑲嵌於其對華戰略，服從與服務於美國對華戰略需求。美國對台政策大部分時候維持著“戰略模糊”的姿態，其背後正是美國長期對華既接觸又限制的雙向戰略的影響。而當美國對華戰略更多趨於單向遏制的強硬面向的時候，亦可以發現美國對台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現偏向“親台”的“戰略清晰”轉向，比如特朗普時期的對華攻擊性策略的轉向，就投射到台灣問題上，推動特朗普全面深化美台實質關係，不斷侵蝕美國“一中政策”的基礎。③有學者亦專門分析，美國對華戰略存在強硬、維持現狀與和緩三種戰略選擇，前者反映到對台政策上為“戰略清晰”，後兩者的對台政策則為“戰略模糊”。④
相比之下，日本優先關切自身安全與涉台經濟文化利益的動機則塑造了日本特殊的台海對衝策略。對衝主要是由風險驅動，旨在降低或規避不確定環境帶來的風險，同時伺機獲取收益，它常常出現於“兩強一弱”的三邊關係情境中。冷戰以來，台海局勢的不確定性始終居高不下，在中美戰略博弈的台海結構中，為了最大限度弱化台海安全風險，夾在中間的日本更傾向於選擇兩面對衝策略，既在某些領域打“擦邊球”提升對台實質關係，配合美國“以台制華”；又顧及中日關係大局，維持“七二體制”的整體動向，管控對台政治安全關係⑤。
注釋：
①《台灣、軍事的関與前提とせず 訪米報告で菅首相‘従來の立場踏襲’》，日本時事通訊社，https://www.jiji.com/jc/article?k=2021042000731&g=pol，瀏覽日期：2021-4-17。
②《日本駐美大使承認日美對華立場手法有分歧》，中評網，2021-04-28，http://www.CRNTT.com。
③沈惠平：《特朗普時期美國對台政策走向及其對兩岸關係的影響》，《台灣研究集刊》，2019年第6期，第35頁。
④葉曉迪：《美國對華戰略與對台政策的邏輯關係》，《台灣研究集刊》，2018年第6期，第47頁。
⑤黃繼朝：《新形勢下日本對台政策的雙重動向分析》，《中國評論》，2019年8月刊，第77-78頁。
作者簡介：黃繼朝，深圳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助理教授，博士，研究興趣主要為兩岸關係、涉台外交以及東亞國際政治。
本文係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項目“冷戰以來美日干涉我國台灣問題的共識、分歧及其聯動機制研究”(20YJCGAT001)的階段性成果。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1年8月號，總第28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