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計劃與東盟國家外長後續舉行的虛擬會議雖受到大肆宣傳，但最終因技術問題未能辦成。拜登倒是給菲律賓總統羅德里戈·杜特爾特打了電話，但那主要是為了挽救出於一己私利而打造的防禦聯盟。
更重要的是，美國已通過行動表明其當務之急在其他地區，即中東、俄羅斯和歐洲。即使在亞洲，美國的主要利益似乎也是鞏固與日本、韓國的聯盟關係，以此作為對抗中國的“堡壘”。
更糟糕的是，在東盟國家看來，華盛頓傾向於支持把所謂“四方安全對話”作為其在該地區推行安全政策的借助手段。對於渴望對地區安全事務發揮“核心作用”的東盟來說，這是一種冒犯。
根據問題的輕重緩急，美國不得不持續專注解決自身問題。美國現在剛剛開始在新冠疫情外交方面趕上來，但東南亞地區只是美國全球努力的一小部分而已。
此外，所謂“美國價值觀”也在不斷失去吸引力。很顯然，美國的治理體系存在諸多缺陷。中美安克雷奇會晤期間，布林肯承認美國治理體系存在缺陷。
美國在外交領域有很多需要彌補之處，預計美國會在未來幾個月為此加大工作力度。8月舉行的東盟地區論壇以及11月舉行的東亞領導人峰會將為此提供契機。但美方的努力或許微不足道，抑或為時已晚，抑或太過出於一己私利而無法產生重大影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