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國家在抗擊新冠疫情過程中展現的東亞國家的恢復彈性（resilience），與亞洲國家的傳統是密不可分的。李熙玉表示，亞洲作為古代文明的寶庫，是文化與傳統、歷史與思想、儒佛道民間信仰等多種價值的融合。這是建設新文明的智力資源（Intellectual resources）。
立足於現實政治，李熙玉認為中韓關係已經體現出了亞洲悖論（Asia Paradox）。他指出，由於冷戰的遺產和戰爭的記憶，儘管經濟交流和人文交流持續增加，但構建新的區域共同體的上層政治（high politics）並沒有得到發展。“消極和平”（negative peace）、“冷和平”（cold peace）依然是東亞國家之間關係的主要表現形式，東亞國家之間並沒有形成責任共同體和利益共同體，這不利於構建可持續的亞洲未來。我們應當在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反思中探索，追求克服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國家主義的多邊主義。
李熙玉認為，中韓都是現代化比較成功的國家。在此基礎上，李熙玉總結了中國經驗和韓國經驗。中國經歷了革命、建國、改革開放、發展再到新時代的偉大成績。中國的發展範式也經歷了從數量發展到包容性發展（inclusive development）的過程。中國的五位一體發展思路；通過脫貧政策，確保人的尊嚴的底線（bottom line）；通過開放、多邊合作，探索區域一體化（RCEP，CPTPP）；基於對世界和文明的新思維下的國家戰略和世界秩序構想等等，都是發展範式轉變的良好例證。李熙玉強調，作為文明古國，在追求新的國家改造的同時發出中國話語，中國以新冠疫情為契機，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原則中探索文明共存，求同存異，和而不同（文化和文明沒有優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別），為半島的和平與繁榮作出了巨大貢獻。韓國則同時實現民主化與工業化，通過建立政治民主（主權在民）、經濟正義（反腐敗改革與市場的自由平等）、福利國家（解決貧困、確保人的尊嚴性）、均衡國家（縮小社會差距、地區差距）、和平國家（追求和平繁榮，沒有戰爭的朝鮮半島）等等努力，對亞洲合作和世界和平做出貢獻。
中韓兩國對新未來和文明的規劃
李熙玉展望韓中關係的未來指出，韓中兩國通過反思現代性（modernity），有必要共同規劃克服後現代問題的新未來和文明。雖然韓中兩國在歷史上共享著文化與傳統，但冷戰之後各自用不同的價值和方法建設了自己的國家，積累了各自獨立的現代化經驗。兩國雖存在價值和體制、制度的差異，但共享和學習現代化經驗的過程中成為彼此的“窗”和“鏡子”。李熙玉最後強調，中韓兩國在合作過程中，為世界人類的幸福構建了包括現代和後現代的知識和政策平台。新冠疫情之後，全球變暖，疫情使生活方式、資本積累方式發生變化，由此出現了一種“新常態”（New Normal），在此情況下中韓兩國應共同探索新的未來文明，吸收多種視角，將其擴散到世界範圍，把亞洲歷史和文化的地位從周邊推向中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