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他總結“一國兩制”兼顧兩方面的內涵——博愛：權利的絕對保障；仁愛：物質性的施予與尊卑角色的授予。石之瑜進一步指出，愛國者的“愛”存在完全相反的兩種理解：對博愛哲學家是停止“一國兩制”，對仁愛哲學家是修復“一國兩制”。
與會的香港學者容應萸和日本學者Mariko TANIGAKI認為，可以進一步從“信”的角度挖掘文化背後的具體內涵，對於港府與香港社會之間的“角色”轉換同樣值得研究。
中評社記者在問答環節中問，“愛國者治港”是否是在實踐理性和君子從權的特點上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呼應和回歸？石之瑜回應指出，“愛國者治港”對愛國者是一項很大的挑戰，因為必須要掌握這個社會有什麼樣的需要。他以禮品為喻，認為愛國者必須要對社會的每一個階層開展調查，從而安排不同的禮品，這才是仁愛，即透過愛自己的對象，他才能夠真正完成愛國的任務。
講座的最後，石之瑜拋出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兩種愛是不是真的能夠共存？他指出，現階段還難以對該問題做出清晰的判斷，但關鍵是要在五花八門的立場中反省背後的思想史的原因。清華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李廷江總結指出，香港問題還處在轉型過程中，“愛國者治港”如何從理念變成現實，讓大家都能接受，對此，石之瑜教授聚焦於“博愛”和“仁愛”的辯證關係，為我們提供了一把很好的鑰匙和一種全新的角度。我們能做的是要認真刻苦地進行實地調查研究，實實在在地梳理問題背景，最終達到把現實的困惑轉變為廣泛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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