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評社要成為沉默輿論的關注者
新聞學者徐翔關於沉默輿論概念的闡述，非常值得中評社研究與掌握。徐翔認為，輿論通常具有公眾傳播性和公開表徵性，必須經過公開的社會討論傳達和公眾性的傳播，在社會公共領域(publicsphere)生發激蕩。然而，輿論也具有“沉默”的形態，可以在非顯見的隱性意義場中得以生長和傳播。沉默輿論，不僅指的是顯在輿論的潛在形態或弱化形態，而是具有本體論的意義，也即雖然以沉默的方式存在和傳播，但是蘊含著重大傳播能量和重要社會作用力。從核心界定來說，沉默輿論是表面上不被公開性、公共性地明確表達或傳播，但卻在社會公共領域和公眾中具有傳播效果和作用的表徵內容。沉默輿論並不衹是基於其不被公開表達、議論或不被明確地言語表徵，而是基於這種從潛在性與沉默性而通向公共性與效果性的張力結構。儘管它不具有通常所見的熱門議程、公共話題的顯性輿論形態，不具有在各種大眾媒介載體和“議程”中的公開表達和傳達形態，但是依然在沉默的話語機制中進行社會傳播，並對公眾和社會意見具有較強的傳播效力和影響作用。①
中評社在實踐中發現，沉默輿論在兩岸及港澳輿論場中是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如果不去發掘，根本覺察不到沉默輿論對公眾社會存在的不可低估的影響力。沉默輿論既然是沉默，就不會活躍在網絡上、自媒體上，那麼沉默輿論的作用機制到底有什麼特殊性？徐翔指出：其一，沉默輿論生成對社會意見和社會情緒的隱性的作用與改變。大規模的民意生成滋長並不一定在顯赫的輿論聲勢中完成，而是具有潛在的擴散和隱性改變。輿論的不可見並不意味著它在傳播力度和傳播效果上的缺失。其二，沉默輿論形成對社會輿論和社會行動的爆發轉換。輿論並非一直處於高亢狀態，而是有其起伏轉換的過程。沉默輿論並不需要發展滋長為顯輿論才能起到功效，但它本身也有著把輿論內在的沉默力加以轉換和釋放爆發的機制。其三，沉默輿論構成與顯輿論共同作用的有機傳播生態。沉默輿論可以表現為顯輿論背後的延伸乃至基礎，成為對顯輿論進行調控中必須面對的必要構成。②
兩岸關係是在起起伏伏中前進的，從兩岸敵對時期到兩岸和平發展時期，又回到兩岸對抗時期，台灣的主導輿論肯定也會隨之變化，彰顯的輿論地位會被替代。比如馬英九執政時代，推動兩岸交流是彰顯輿論。2016年蔡英文、民進黨執政之後，兩岸關係大倒退，推動兩岸交流的彰顯輿論突然就不見了，是消失殆盡了嗎？當然不是，因為政黨政治壓住了這樣的民意，主流媒體、社交媒體壓制了這樣的聲音。於是乎，推動兩岸交流的輿論就轉變為沉默輿論。
中評社堅持尋找和採集繼續推動兩岸交流的輿論觀點，就是因為清楚地認識到，輿論有其起伏轉換的過程。今天的沉默輿論，就是明天的改變社會的彰顯輿論。和平統一在台灣的政治壓制中，難於成為彰顯輿論，但是與之相伴相生的和平發展輿論，終究不會沉默的。
六、中評社獨具的輿論代表概念
在新聞傳播學中，有輿論領袖與意見領袖的概念，雖然各方對其中意涵有不同的看法，但是這個觀念是我們需要學習瞭解並運用的。不過，中評社經過實踐，發現用輿論代表的概念，更加有用，更能彌補不足。
1，輿論領袖、意見領袖概念的異同。
輿論領袖是指能夠非正式地影響別人的態度或者一定程度上改變別人行為的個人。公眾輿論的大規模形成，需要精英人物的引導，將局部輿論演化為社會輿論。這類精英人物就是輿論領袖。輿論領袖是社會輿論的高層主體，處於第三級地位。輿論領袖發表意見不僅引導輿論，更重要的是生產意見，提出系統性、指導性的觀點，對社會問題作出高於大眾認識的闡述，因而能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至於意見領袖，有人將之完全等同於輿論領袖，但也有人認為有區別：意見領袖一般非常符合大眾的心理與利益訴求，他們往往就被自然地推選成為了意見領袖，他們的意見往往與主流意見不相符。也就是說，輿論領袖代表主流輿論，意見領袖代表非主流輿論。這樣區分也不無道理。
在兩岸關係新聞輿論及意見的採集中，中評社歷來重視對輿論領袖及意見領袖的觀點訪問。比如，在吳伯雄擔任中國國民黨主席以及國民黨執政期間，他就是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至為重要的台灣方面的輿論領袖，也是中評社最為密集求教的輿論領袖。
2，中評社輿論代表的特徵。
至於中評社獨有的輿論代表概念，包含幾層意思：一是主流輿論的代表者，不見得一定要具有改變別人的行為的實力，但是必定可以讓人知道何為主流輿論。二是主流輿論的解讀者，這與輿論領袖及意見領袖的帶頭者身份地位是不相同的。三是主流輿論的助力者，這與輿論領袖及意見領袖的必須帶領輿論或意見前行的引導者作用有所不同。因此，大量的專家學者、社團負責人、社會知名人士都納入了我們的輿論代表範疇，中評社的輿論說服力就更加強，擴大了輿論力量。
3，中評社輿論代表的作用。
說實在的，一個輿論代表的影響力可能比不上一個輿論領袖的，但是一群輿論代表的作用，在很多方面絕不亞於、或者會超出一個輿論領袖的作用。中評社輿論代表的突出作用有：其一，影響普遍的人，就是能夠引起廣大受眾的關注。其二，影響特殊的人，對政府、政黨政策和知識精英階層也必有一定影響。其三，影響不同的人，可以跨越制度障礙，與對方平等對談。兩岸及港澳之間，在很多方面沒有社會共識，要引導輿論共識就難上加難，輿論領袖及意見領袖的作用在這樣的環境下就很難發揮。但是，一旦兩岸及港澳的輿論代表都在中評社這個平台上、就受眾關注的問題進行平等對談，其有關影響力、說服力就能夠得到充分的發揮。
鑒於新聞很容易成為一種“主觀真實”，而它與“客觀真實”之間有著很大的出入。所以李普曼建議通過組建一個獨立的情報組織，依靠專家來搜集消息，這種獨立的組織機構不受政府審查制度的困擾，將搜集信息和控制政策這兩者分開，專家衹是執行收集情報的工作，一定程度上能夠保證信息的客觀真實。並且這些專家都是各行業的精英，對於自己的領域非常熟悉，一定程度上彌補了記者行業知識儲備不足這一難題。李普曼認為這種獨立的情報機構，能夠客觀地還原事實，有助於公眾形成正確的輿論，因此也能構建理想的民主社會。李普曼強調在收集信息時客觀中立、不受個人偏見的影響的做法就是“新聞專業主義”的前身。李普曼用精英拯救輿論的想法不切實際，對大眾持輕蔑的態度，認為無知的大眾不可能形成正確的輿論，這是李普曼理論的硬傷。李普曼筆下的專家在現實社會中不可能存在。
中評社的輿論代表絕非李普曼式的專家，而是能夠代表主流社會的民心民意，也能喚起社會大眾的廣泛關注甚至認同的專家，他們來自大眾，服務大眾，引領大眾。
注釋：
①《“沉默輿論”的傳播機理及功能研究》來源：《南京社會科學》2015年第10期作者：徐翔同濟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副教授、博士。
②同上。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1年4月號，總第280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