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當前中國消費增長偏慢，既有“疫情衝擊具有嚴重非對稱”的短期原因，也有消費增長面臨長期性體制機制性障礙的原因。不消除消費增長的體制機制性障礙，特別是不盡快扭轉居民邊際消費傾向下降的趨勢，中國在“十四五”時期甚至更長時間內都可能面臨消費不足問題的困擾。長期以來，中國全體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和邊際消費傾向都呈現長期性下降趨勢，現在也沒有出現止降。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越發達的地區邊際消費傾向下降越明顯。總體來看，中國城鎮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與發達國家類似階段的比較偏低10~15個百分點。當前一些發達地區居民邊際消費傾向逆規律下降（根據一般規律，當經濟達到中高收入水平以後總體居民消費傾向將趨於上升），主要原因是房價長期快速增長形成一種累積性衝擊效應，使一些群體購買力出現透支，消費預期不穩定，從而導致發達地區城鎮居民邊際消費傾向出現下降。另外，貧富收入差距，特別是財產收入差距，也是導致整個城鎮居民邊際消費傾向下降的重要原因。
其次，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及常態化發展可能對“十四五”時期消費增長造成長期性負面影響。疫情防控如果長期化，旅遊、交通運輸及其他許多戶外戶內集聚性服務消費將長期受抑制。中國目前服務消費占總消費的比重剛剛超過40%，還有巨大的成長空間，同時，服務消費還是消費結構升級優化的重點，因此，疫情防控長期化可能會使消費不足問題更加突出。
其三，消費如果出現中長期不足，會產生一系列宏觀經濟失衡問題。消費不足意味著產能過剩。結果就會產生較大的物價下行壓力（目前CPI與PPI都在偏低區間運行），甚至存在通貨緊縮潛在風險，並對微觀企業的盈利產生負面作用。
總之，當前需求端存在的矛盾，須引起高度重視，要注重需求側管理，努力挖掘中國消費增長的超大潛力，避免在國際需求日益緊縮的情況下中國再次出現內需不足尤其是消費不足問題。
加強需求側管理須兩手抓
文章認為，加強需求側管理，並不是一味地採取短期的辦法刺激需求，而是要著力解決需求側增長與高質量發展面臨的各種體制機制與環境上的障礙，重點是建立起擴大內需的有效制度，即一手抓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費能力，另一手要完善相關制度、優化消費環境，增強居民消費信心和改善消費預期。尤其是要著力深化與擴大消費相關的重要領域改革，增加居民收入，特別是增加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和提高中等收入群體比重，有效提升城鎮居民的消費傾向。
一是各級政府要像過去重視擴大投資一樣重視優化消費環境、增加消費動能。要充分認識到投資與消費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對經濟增長和結構優化起著不同的作用。在新發展階段，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將會相對減小，這是一種內在趨勢，也符合發展的一般規律，但投資對優化結構的作用特別是提高創新能力的作用卻是越來越重要。消費對中國經濟由大變強將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也是中國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關鍵方面，同時，它還是有效化解美國對中國的長期戰略遏制政策的重要對策。對此，我們認為，消費強國建設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的應有之義。同時，要提高消費的戰略功能定位，將消費對經濟的作用由“基礎作用”提升為“主導作用”。
二是制定全面促進消費增長的中長期規劃。目標是努力爭取在2035年中國居民消費總規模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消費市場，發揮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以使中國在應對國際各種風險挑戰中贏得主動權。並建議制定兩項專項規劃，分別是中低收入群體收入十年倍增計劃和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倍升計劃。
三是深化收入分配與企業稅制改革，著力解決擴大消費的體制機制障礙。一方面，要堅決抑制房地產泡沫，加快房地產稅立法，制定合理徵稅的原則和過渡期設計，引導房地產穩定健康發展的預期，最大化地減少房價過快增長對居民消費與實體經濟的“擠出效應”。另一方面，要加快稅制結構改革，研究和出台財產稅、遺產稅方案，做好頂層設計和立法準備，較大幅度地提高直接稅的比重，同步降低企業稅負。
四是提高促進消費的時空便利化水平、優化消費理念。既要促進居民消費的空間便利化水平，如全面振興街道經濟，保護傳統商業系統，優化消費的空間環境，還要促進居民消費的時間便利化水平，如進一步改革假日制度，挖掘春節等傳統假日經濟的新潛能。同時，要加快改變社會上過度宣傳投機投資致富的觀念，改變重物質輕服務的消費傾向，促進消費結構的優化升級，全力拓展服務消費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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