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多方共贏的局面，跟中國電影和中國哲學無關。中國生產的不少系列電影暨視效大片，雖然也在忙於創造系列、建構宇宙，但世界觀的幼稚或價值觀的敷衍，以及急功近利帶來的技術破綻或視效缺陷，特別是在敘事與情感等方面多年存在的痼疾，不僅很難令人真心認同其虛構的“人物”和“現實”，而且完全無法將其跟中國電影的“技術”和“哲學”聯繫在一起。
好在郭帆和《流浪地球》出現了，路陽和《刺殺小說家》也出現了。對於筆者而言，隨著這兩部大片的出現，中國電影的技術和視效也要開始用中國人自己的方式，思考虛擬現實及其哲學命題了。僅就《刺殺小說家》來說，便試圖跨越媒介、敘事與審美邊界，整合作者、文本與類型功能，見證技術、藝術與工業水準並引領行業、產業與工業方向，其創意與創新堪比此前的《流浪地球》。
更重要的是，除了令人贊佩的技術創新、工業探索和視覺效果之外，影片在動作、思想與情感、趣味之間的關係處理，也達自然渾融之境。作為一部具有作者意味的商業片或商業訴求的作者電影，影片在整體象徵、細節隱喻及其複雜意義的呈現方面，也表現出獨樹一幟的宏大格局。“小說家”的出場、石頭的投擲姿勢、鋼筆在紙本上的書寫、圖書館與文物字畫的遭劫，以至日本動漫的深刻影響等等充滿“懷舊”的各種因素，不僅為“技術”找到了相互對應的落點，而且為“視效”安放了思想甚或哲學的基底。儘管由於各種原因，影片並未獲得預想的票房業績，但從超越票房決定論的角度，仍然可以高度評價這部影片的價值和意義。
技術不是“無思”，也不是“思想的障礙”；正如法國思想家貝爾納·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1952－2020）所言，技術作為一種“外移的過程”，就是運用生命以外的方式尋求生命。作為一種話語隱喻，當《刺殺小說家》裡兩個世界的生命以特異的方式互動共生的時候，也就是中國電影從思想甚或哲學的層面思考技術和視效的時候。
當技術和視效想要思考，我們便可以期待一個新的屬於中國電影的時代來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