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要注意到中央首次提出“融合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此次深圳重要講話上強調，“必須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基本方針，促進內地與香港、澳門融合發展、相互促進。”這是在特區建設“十條經驗”中的重要論述，具有綱領性和理論性。過去我們常常講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融合”是在兩岸關係上的官方表述，所以此次中央首次定調港澳與內地“融合發展”，意義非凡！和“融入”相比，“融合”有三大涵義：一是雙向的，而非單向的；二是融合是有共同目標的，這在宏觀上是“一國”與“兩制”的辯證統一，在微觀上是深圳與香港之間“社會主義示範區”與“資本主義管轄區”的共同發展；三是“融合”與“暢通雙循環”一體兩面、相輔相成。
第三，要儘快調整“求惠港”或“求禮包”的慣有心態。習總書記這次明確指出，特區是幹出來、闖出來、創出來的，此次中央以清單批量授權方式賦予深圳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更多自主權，一攬子推出27條改革舉措和40條首批授權事項。這恰恰說明新時代建設好經濟特區，“放權賦權”才是中央最大的支持，並不是靠什麼“優惠政策大禮包”。這對香港而言是一個警醒！我們長期採訪全國兩會涉港議題時，往往陷入“求惠港”或“求禮包”的慣性思維，包括這次對特首赴京，香港社會不少人也是這種“等靠要”的心態。這個心態不可取。再如，針對深港雙城關係，香港一些人又看似“政治正確”地講出所謂“雙引擎”、“既競爭又合作”等概念，這也是對當前形勢以及中央精神的誤讀。中央從來沒有否認或弱化香港的優勢和特殊地位，炒作此類話題毫無意義。我們需要思考的是，建設大灣區、深圳示範區，香港能做什麼？能配合什麼？深圳的改革舉措，港人如何參與？香港怎樣對接？香港各界需要樹立這樣一個思考：深圳40年的成功就是香港的成功，今後把深圳搞好也等同於把香港搞好。
其次我談談香港與大灣區“通而不暢”的突出問題。中醫有句名言，“通則不痛，痛則不通”。如果輕率地說內地或大灣區和香港之間“不通”，這肯定不符合現實。暫時排除這次疫情“封關”的影響，兩地間現有7個客運關口、5個公路貨運關口、2個水運關口、1個高鐵關口、2條城市軌道交通對接，還有水、電、氣以及蔬果副食品的24小時供應鏈，看起來“通”不是問題，但香港社會對兩地合作的“痛點”數不勝數，相信在座的都有所體會，這說明現有的“通”還屬於低層次、低水平的“基本款”，距離“暢”以及“融合發展”的客觀形勢和主觀要求還差得很遠。
最近我拜讀了全國港澳研究會徐澤會長《著眼全局、因應變局，加快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主旨發言，他介紹了研究會下面“粵港澳大灣區專題小組”研究得出的當前兩地人員跨境流動、貨物流動、信息流動、車輛往來的障礙，以及大灣區缺乏常態化的協調機制、三地規則不對接、政策“最後一公里”等問題，並且提出了政策建議。其實，幾乎所有現存的問題總結成一個詞，那就是“暢通”的問題。作為“大灣區青年”的一分子，我結合個人近期的理論學習和親身體會，從以下三個方面歸納目前兩地合作的因“不通”而產生的“痛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