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再來的任務則是回到特朗普之前的年代。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華盛頓方面作為全球民主國家的領導者，並且建立基於規則的世界秩序。特朗普的“讓美國再次偉大”過程當中，模糊化華府應該扮演的角色與定位，拜登則清楚應該藉由恢復美國在全球的信譽與承諾應對重大挑戰，來建立美國的優勢地位與領導力。
拜登政府將力圖恢復與傳統盟邦與其他民主國家的合作傳統，共同合作面對全球的威脅，包括，大規模合法與非法的移民與難民、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新科技帶來的破壞性影響、核武戰爭的新威脅、跨國恐怖主義、網絡戰爭以及國家間的衝突等問題。原本特朗普政府印太戰略當中的和平解決爭端、建立自由與互惠的貿易與投資條件，以及遵守國際規則與規範(例如，航行自由與領土完整)，拜登政府應會持續支持並參與。
拜登的“重建民主價值同盟”的國際戰略，不僅將恢復與北約的傳統歷史合作關係，還承諾擴大聯盟的軍事能力並強化與各個地區民主夥伴的合作。其中特別提到“強化我們在亞洲的集體能力”，將強化美國與日本、韓國、澳洲與其他亞洲國家的民主聯盟，其中暗示包含印度。儘管沒有提到奧巴馬時代的“重返亞洲”，也沒有提到印度與太平洋地區的相關戰略安排，但“強化集體能力”可能需要藉由四方安全對話等相關安全建制建立夥伴關係。
最新的美國民意的展現結果為拜登擔任總統、民主黨控制參議院與眾議院。在這種情況下，國會中的共和黨少數派將對拜登的對中國政策提出批評，但由於可能失去參議院的控制權，因此他們在政策制定中的影響將較小。這一結果有利於拜登政府的對中國政策。
拜登的國際戰略必須承認中國的經濟與軍事能力正與美國爭奪全球的領導地位；與此同時，北京還提供不同於西方的治理與發展模式，在新冠肺炎擴散情況下還提供“北京防疫模式”。華府也認識到北京對於主導全球事務已構成挑戰，連帶挑戰拜登政府所欲建立的民主與人權的普世價值。
於是說，拜登在對於中國政策方面，可能延續特朗普政府所制訂的對抗的立場，同時放棄奧巴馬第一個任期的合作方式，即設想把一個崛起的強權融入西方模式。拜登更可能延續從奧巴馬的離岸平衡到特朗普的印太地區建構“沒有目的的優勢”(primacy without purpose)，並結合民主與美國傳統價值。奧巴馬時期的美中全面合作已再難看到，但是拜登政府可能將氣候變遷或朝鮮核武問題當作對中國的“低飛球策略”(low-ball technique)，試探美國與中國關係和緩的基礎與誠意，是否可能出現在特定議題的合作機會。
然而，拜登在就任美國總統後，因需要處理美國的新冠肺疫情炎與疫苗施打以及經濟重啟的問題，與中國的對抗則不希望以緊張關係作為“開局”。即使特朗普在2016年以反中為競選綱領，在任期的第一年也沒有立即與中國展開對抗，而是等到2018年第一季才啟動關稅戰。特朗普也曾在朝鮮核武問題上尋求與中國的合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