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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登在對於中國政策方面，可能延續特朗普政府所制訂的對抗的立場。 |
中評社╱題：解構拜登的國際戰略——“拜登主義”是否提前出台？ 作者：蔡裕明（台灣），實踐大學高雄校區會計暨稅務學系副教授
歷經2020年詭譎的美國總統大選，最終由美國前副總統拜登(Joseph Robinette Biden)當選美國下任總統。而在拜登將成為美國新任總統後，新任政府對於印度與太平洋地區的政策為何？他是否會繼續貫徹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戰略與抗中的政策？對於台海兩岸關係方面，拜登的立場與政策為何？也就是說，拜登的國際戰略為何以及是否有所謂的“拜登主義”？
一、特朗普任內的國際戰略與內容
從冷戰結束以後，美國歷屆政府均鼓勵中國參與世界事務，同時制約中國可能帶來的不穩定影響。然而，特朗普政府則進一步將中國視為對立的競爭對手，認為北京的戰略旨在破壞美國的優勢與主導地位，削弱美國與傳統盟邦的合作關係，並以“一帶一路”政策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並藉建立網絡為基礎的支付體系與輸出高鐵，試圖主導歐亞大陸的經濟乃至於政治發展。
美國2017年《國家安全戰略》(U.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將中國視為修正主義大國，並警惕北京試圖在印度太平洋地區取代美國的優勢與主導地位。2018年《國防戰略》(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更將中國(以及俄羅斯在內的其他國家)當作美國所面臨的長期戰略挑戰。與此同時，美國重申其印太戰略，2018年5月美軍太平洋司令部(U.S. Pacific Command)更名為美軍印太司令部(U.S. Indo-Pacific Command)，並且美國國防部於2019年5月發布《2019年印太戰略報告》(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美國在《印太戰略報告》強調印太地區為美國國家利益的重點區域。同時強調美國為印太國家，並與印太國家共享歷史、文化、商業與價值，且致力於維護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在整個印太地區當中，不論大小所有的國家皆擁有主權，並能夠按照公認的國際規則、規範與公平競爭的原則追求經濟成長。
從國際戰略的視角來看，特朗普的“美國優先”即是較少“干預的地緣政治克制”(less interventionist strategy of geopolitical restraint)。而所謂的“特朗普主義”(Trump Doctrine)並非已成為戰略，而是一系列可操作性原則，包括三項核心理念：第一、關切短期戰術勝利而非長期願景；第二、“零和”(zero-sum)的世界觀，認為不存在多邊互惠，而是考量相對收益；第三、美國缺乏道德觀的外交政策，而是一種“戰術的交易主義”(tactical transactionalism)。
從根本上而言，特朗普政府所提出的“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的願景更在於維護這個地區主權，為實踐這樣的願景，則需擁有聯合部隊與結合更多的盟友與夥伴。美國的印太戰略更包括和平解決爭端、建立自由與互惠的貿易與投資條件，以及遵守國際規則與規範(例如，航行自由與領土完整)，“四方安全對話”(QUAD)則是在這理念下重新被提出。部分印太地區的合作夥伴已認同這些原則，並訂定自身的國家戰略推進這些原則，但是這些國家的戰略不一定與美國的“自由與開放的印太戰略”相同。
儘管部分的亞洲國家懷疑美國保衛印太地區穩定的能力與意願，並且質疑特朗普的國際戰略是否是一種“即席的戰略”，也就是針對國際事務僅有反應性，未讓盟友、對手國或美國民眾可以預測美國政府可能會採取何種行動，並缺少政策的一貫性。
雖然在特朗普的任期當中的交易式決策風格與對於中國緊逼的戰略令各國不安，但實際上已打破歐巴馬任內的國家安全與外交政策的結果，美軍仍在西太平洋採取前進部署，並在整個印太地區維持以美國為主導的四方安全對話與五眼聯盟的安全體系，以及對於日本與東南亞國家的安全承諾。同時，特朗普政府對於印太地區的關注，催化法國、德國與荷蘭相繼提出其自身的印太戰略(或準則)，退出歐盟的英國也開始訂定其自身的印太政策。
二、回到美國“自由主義的霸權”
拜登曾經擔任歐巴馬總統任內八年副總統，就目前已公布國安幕僚的名單，多為歐巴馬任內的幕僚。包括，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J. Blinken)、白宮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由曾任美軍中央司令部司令的退役陸軍上將奧斯丁(Lloyd Austin)出任國防部長、由中央情報局(CIA)前副局長海恩斯(Avril Haines)擔任國家情報總監(DNI)、由前國土安全部(DHS)副部長馬約卡斯(Alejandro Mayorkas)擔任國土安全部部長，並由前國務卿凱瑞(John Kerry)作為氣候變遷事務總統特使。也就是說，拜登政府是否會藉由在氣候變遷的合作，強調美國回復到過去多邊主義？更是歐巴馬主義的再現？
美國為遏制中國在亞太地區越來越有自信的行為，以及翻轉美國相對衰弱的意象，2011年11月美國總統歐巴馬宣布“重返亞洲”（Pivot to the Pacific）政策。歐巴馬的國際戰略之目標在於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力”，介入糾紛並承擔領導者之責。沃爾特(Stephen Walt)稱之為“離岸平衡”(offshore balancing)。
依循此一戰略，美國僅會在其國家重要利益受到威脅，或在人道主義干預情況成本不是太大時，才會有區別進行干預。美國也將維持區域大國力量以建立力量平衡，防止威脅出現。此外，將進行有區別干預，將資源集中於具有戰略重要性區域。這一戰略意味著，平衡來自中國的擴張力量，並且警告中國不要對於鄰國採取“緊迫盯人式”(heavy-handed)政策，並對於抵制來自北京壓力的亞太國家提供信心。
這套從柯林頓、小布希到歐巴馬的“自由主義霸權”的國際戰略，是建立在“歷史終結”與“單極時刻”並且美國贏得冷戰，試圖在全世界範圍內傳播自身的價值觀，放棄在冷戰時期美國的均勢政策，於是人道主義的干預、政權更迭、民主擴大與民主和平成為華盛頓方面政策手段，其結果卻是美國陷入阿富汗與伊拉克泥沼、反恐戰爭的未竟全功、原本與歐洲國家友好的關係因貿易戰、氣候變遷與新冠肺炎疫情導致關係不若以往，更為重要的是，美國在全球影響力逐漸減弱。
三、拜登“重建民主價值聯盟”的國際戰略
特朗普在四年的任內達到何種的國際成果？包括，以色列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達成的《亞伯拉罕協議》(Abraham Accords)改變中東格局、與北韓領導人金正恩舉行兩次峰會、與塔利班(Taliban)達成協議並計畫從阿富汗撤軍，以及促使南蘇丹達到初步的和解，這些算是特朗普政府的成就。
即使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協定》(Paris Accord)和《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並退出世界衛生組織(WHO)，特朗普也表示這是為了維護美國的利益以及世衛組織無法保障美國民眾的安全。最重要的是，除了持續對於伊斯蘭國組織的軍事行動外，特朗普反倒減少對外的軍事行動，並致力於衝突地區撤軍，改變共和黨長期以來的軍事擴張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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