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佈“令和”新年號的官房長官菅義偉接替因病辭職的安倍晉三，標誌著令和時代政權更迭的序幕拉開。菅義偉政府是穩定地長期執政，還是重回以前日本政壇政權頻繁更迭的狀態都是值得認真關注的。無論如何，更迭帶來的波動與政策的不確定性都給未來的中日民間交流提出了新課題。反過來，這也給有著以民促官傳統的中日民間交流凝聚積極民意促進中日關係向前發展提供了歷史機遇。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在兩國戰後關係的發展歷程中，每當官方政治出現波動的時候，民間力量的推動都是兩國關係維護與改善的積極要素。邦交正常化之前，民間先行，以民促官，官民並進，是推動邦交正常化的重要力量；剛剛所梳理的近年來兩國關係低谷期兩國民間交流，雖規模較從前有所收縮，但包括智庫交流、青少年交流、旅遊在內，一些新增長點的出現也為後安倍時代民間交流的走向和可為之處作出了揭示。
昨天，日本政權更迭後中日兩國領導人首次通話，就增進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擴大人文交流、努力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係交換了意見。這也為後安倍時代民間交流應該努力的方向提出了遵循，應該充分重視與調動民間交流積極要素推動官方外交，開拓新時代以民促官、官民互動的新局面。為此，就後安倍時代民間交流，我作了一些特點歸納，並提出若干對策建議。
1、尋找東方共同的文化價值。此次疫情突發之後，歷史、宗教、文化差異導致的行為差異使得疫情的發展在全世界範圍內出現了不平衡的情況。表現為意識形態挑戰的新冷戰局面似乎呼之欲出。然而一個事實是，當人類面臨疫情病毒這樣共同的敵人時候，東亞各國人民表現出的自律性和紀律性，對後來形勢很快變得可控，起到了關鍵的作用。這裡東方歷史文化提供的相近或共同的價值觀對我們行為產生的規範意義深遠。比如說，歷史上面對大洪水，諾亞方舟提供了一個解決方案，而大禹治水提供了另外的解決方案。這不是意識形態的差異，而是文化或文明理念的差異。據我所知“禹”文化的傳承不僅在中國有深厚的歷史記憶，在日本很多地方也存在著“禹”文化的痕跡。這是非常值得我們去深入發掘的、有意義的共同的歷史文化價值。在後安倍時代，中日民間或半官方地探索組建新的以超越意識形態價值差異，發掘出蘊藏於我們社會與民間當中的傳統價值觀為目標的友好團體，或對一些政治家、外交家（福田康夫、鳩山由紀夫、村山富市、明石康）政治外交思想中的東亞價值要素加以提煉，對增進兩國之間政治互信的基礎，促進兩國之間高水平的人文交流將產生積極推動作用。
2、弘揚鄰里守望相助精神。東方文化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守望相助精神。中日兩國一衣帶水，疫情發生之後兩國民間表現出了非常淳樸感人的互助精神。不論是中國網民對東京奧運會的持續支持，還是在疫情初期，來自日本“風月同天”的口罩捐贈都是患難之際雪中送炭的生動實例。包括自民黨內部發起的向中國捐款的熱心倡議也經中國媒體廣泛報道感動了許多普通中國民眾。後來疫情在日本擴散，來自中國許多民間團體企業的防控物資捐贈成就了新一輪的互助佳話。在後安倍時代一個重要的課題就是兩國合作推動疫苗鋪開。我建議兩國醫學界擴大交流，媒體應為消除偏見，推動這樣的交流多發揮作用。中日醫學方面合作將為為兩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福祉，推廣疫苗應用發揮關鍵作用。同時，在未來兩年的民間交流中，應一如既往地推動文體交流，中國應積極支持明年東京奧運會召開，日本應積極支持後年北京冬運會召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