撇開國內的制約因素不提，例如美國國內的大部分民眾很可能不贊同美國成為“新帝國”。單就外部的制約因素來講，美國的實力也不足以實現“新帝國”的“光榮與夢想”。成為“帝國”就意味著能夠隨心所欲地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整個世界之上，而這種情況在當今世界上近乎是不可想像的。在冷戰結束後的十幾年裡，世人看到了美國確實在兩次波斯灣戰爭、科索沃戰爭和阿富汗戰爭中風光無限。
這幾次作戰的快速勝利、低傷亡在某種意義上使美國人走出了“越戰綜合症”的陰影；但是對這些小國、弱國的勝利，似乎不能說明美國能始終壓倒任何敵人。隨著“崛起挑戰者”的和平發展與和平崛起，當美國這個“霸權守成者”與實力雄厚的“崛起挑戰者”大國發生衝突時，那真正的考驗就來了。特別是在大國之間的相互核威懾依然存在的今日，美國是註定不能像一個“帝國”那樣任意行動的。
美國霸權“新帝國主義”的第二個悖論是它雖然較為清楚地看到了新的安全形勢和新的威脅，但是在如何應對這種新的安全形勢和威脅這個問題上，它卻給出了不太恰當的回答。誠然，所謂的“失敗國家”確實孕育或存在著眾多導致不穩定的因素，如難民問題、走私毒品、非法移民、甚至滋生恐怖分子和極端分子，但是這些影響大多數情況下是局限於特定的地區範圍內的，“新帝國主義”者似乎過分高估了這種新的威脅。這種認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911”事件的強烈衝擊所造成的，在這種情況下，“新帝國主義”者決定選擇“新帝國主義”政策來消除威脅；然而，對於採取這類激進的政策能否收到理想的效果，卻是值得懷疑。
首先，這是由於新的安全形勢給國際社會所造成的種種安全問題大都可以定性為非傳統安全，非傳統安全涉及到政治、經濟、社會等許多層面，絕不是一個國家可以單獨解決的。要有效地應對非傳統安全挑戰，需要國家與國家間的、以及國家與國際組織間的通力協作，需要樹立一種“全球治理”的理念。很明顯的，美國霸權“新帝國主義”所宣導的單邊主義作風和過分依賴武力實施先發制人的行動是與此理念格格不入的。這種做法恰恰削弱了要全球治理體系所必需的合作和法律框架，美國不能依靠武力行動和對崛起挑戰者的敵視來維持國際秩序的運轉，美利堅帝國是不可持續的。
其次，美國霸權“新帝國主義”者並沒能正確地認識到所謂“失敗國家”產生的真正根源，所謂“失敗國家”的產生，是內因和外因交互作用的後果。就外因來說，現存的不平等、不公正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便是一個重要因素，這種秩序的長期存在是導致南北差距程度越來越嚴重的一個重要原因；同時，這種不公正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還在不發達國家的民眾中引發了普遍的憤懣和無望情緒。在這種情況下，有些不發達國家被進一步地邊緣化了，有的甚至滑進了所謂的“第四世界”，這些被嚴重邊緣化的國家，其國內容易發生動亂甚至陷入內戰之中，從而對地區和世界穩定構成一定的威脅。
美國是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主要創立者和受益者，它現在要做的更應該是主動地與其他國家一起改造舊秩序，從根本上消除各種非傳統安全威脅產生的根源。但相反的，美國霸權“新帝國主義”者所宣導的政黨政治“政權輪替”、武力輸出“民主和自由”等手段不但忽視了上述問題，而且還忽視了不發達國家國情的多樣性和複雜性。在社會經濟發展水準低下、種族和宗教背景複雜的不發達國家裡強行推行美式民主是一項異常艱難、代價高昂的事業，並且很可能結局不佳。美國人自身是否願意、或者是否能夠承受起這些代價，仍然不可預測。
四、特朗普政府落實美國霸權“新帝國主義”的實用主義取向
在國際秩序面臨重構，各種挑戰層出不窮之時，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以及發展中國家，當前中美兩國關係的動態發展趨勢毫無疑問是具有全球戰略影響力的，因此研究中美之間的關係就顯得尤為重要。
其實，於美國對外政策而言，無論是採用單邊主義還是多邊主義，這些都是基於功利性的工具態度，歸根結底還是源自美國功利主義極強的實用主義的價值觀導向。自入主白宮以來，特朗普在外交事務中堅守一個基本原則，即所謂的“美國優先”及“美國再強大”。在特朗普看來，美國的全球領導有點虛無縹緲，切實增進美國的物質利益才至關重要，如此務實逐利的特性，充分體現了其特有的實用主義的商業思維與決策習慣。特朗普無心追求抽象的價值觀和秩序，奉行以結果為導向的外交，執政理念和政策偏好與其前任大相徑庭，這種差異不可避免會影響到中美關係的議程和互動方式。
國際局勢的動盪與特朗普的上任使美國成為影響中美關係的最大變數，為中美關係平添了諸多不確定因素，不僅在某些領域早已呈現出摩拳擦掌之勢，甚至“貿易戰”已經打響。在這種形勢之下，中國大陸並非衹能被動適應，而是應該堅定立場、明確態度，積極應對以維護其國家利益。
實用主義發端於美國，本屬於哲學範疇，不僅在美國作為官方思想而存在，也深深地影響著美國的外交思想。美國的特殊歷史文化造就了美國的實用主義精神，這一美國精神直接體現為美國外交政策上的實用主義色彩。但是從外交角度而言，實用主義作為一種外交的理念或者是外交活動的目的，是指“以實用價值來評判事物、指導行為的思想觀念”，延伸到外交領域則是指從實際出發來思考和制定國家的對外政策，從而實現國家利益的最大化。
因此，實用主義強調“行動一目標一效果”，應對瞬息萬變的國家關係，要以實用主義為原則，拋棄過去的意識形態的差異，根據國家當前最需要解決的問題。除了美國之外，實用主義外交在各個國家都有廣泛的應用。國際社會的發展與國際格局的變化，國家間打破了意識形態的束縛，更多地以本國根本利益為出發點，決定外交的重點或外交的優先方面。
特朗普上台後，對美國的內政外交都分別作出了重大調整，提出“美國優先”和“美國再偉大”，其對中國大陸與兩岸政策也找到了新的發力點。學者們從多個角度出發，對特朗普政府的特質、內外政策的偏好以及中美關係的發展走向進行了研究，從研究結果可以看出，美國霸權“新帝國主義”的外交思維是深受實用主義影響的，特朗普政府的外交也毫無疑問地包含著這種實用主義的傾向，即追求精準、迅速地達到其目的，以及重視實效。
作為外交的重要方面，特朗普執政後提出了美國外交新方針，把美國國內事務的解決作為工作的重心和著力點，一切外交行為的出發點都以是否於美國有利為標準，不僅大刀闊斧地針對國內事務比如就業、難民問題等拿出了實質性解決辦法，對於國際事務，也是力排眾議堅持“退群”、大力打擊極端恐怖勢力等，在應對中國大陸崛起方面，更是將問題直接集中於經貿與安全兩個層面，將中國大陸稱為美國經濟上的敵人和軍事上的潛在對手，將原本可以在兩國關係上充當潤滑劑的經貿關係緊張化和對立化，主張對中國大陸施行強硬的貿易政策，甚至不惜與中國大陸展開“貿易戰”以打壓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提升美國在中美貿易競爭中的劣勢地位，以上這些都是符合實用主義的原則。
由於奉行以結果為導向的外交，儘管特朗普本人及其政府均認為“中美競爭是註定的”，但出於務實和謀利所需，直接聚焦於中美經貿關係這塊大蛋糕便理所當然。當前美國不僅從經濟視角看對中國大陸的貿易失衡問題，還從國家安全視角看待中美戰略競爭關係，視中國大陸為“競爭性戰略對手”並拉攏台灣，對中國大陸的經濟關係的安全化傾向日益凸顯，並採取政治化的手段來試圖反轉過去的中美經貿關係，由此也讓貿易戰從關稅戰出發，發展成了後續的金融匯率戰、5G科技戰、人工智能戰。
毫無疑問，特朗普執政期間的政策走向必定會根據美國國內選情與國際局勢的變化而調整，但總體而言，即使存在一定的摩擦，中美關係還是會循序漸進地向前發展。通過對特朗普政府“新帝國主義”的實用主義取向外交研究可以建立起一個框架，用以分析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以及中美關係走向，明晰雙方的合作基點，爭取對話合作、互利共贏。畢竟，衝突與對抗衹是暫時的，合作才能共贏。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0年11月號，總第275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