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個風險因素是根深蒂固的政治妖魔化傾向，尤其就右翼而言。特朗普屢屢詆毀有色人種。他說墨西哥人是“強姦犯”，拉美人是犯罪的“畜生”，抹黑海地和整個非洲是“破爛國家”。
在此背景下，仇恨犯罪案件在特朗普擔任總統期間驟然增加就不是什麼巧合了，包括出現了暴力反猶太主義案例。特朗普把新冠病毒稱為“中國病毒”和“功夫流感”後，有關反亞裔情緒的報道便陡然增多。
第四，特朗普在任內破壞了美國憲法規定的制衡體系，削弱了許多防止動亂的緩衝手段。特朗普公開藐視規則，包括那些旨在遏制腐敗的規則，並成功促使美國司法部、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等獨立機構出現政治化傾向。
特朗普的司法部長威廉·巴爾常常代表特朗普及其親信採取干預措施，支持政府部署聯邦軍隊去對付美國公民。另一方面，特朗普還赦免或從輕發落那些犯了罪的盟友和受到指控的戰爭罪犯。
不加以懲戒的做法進一步增加了暴力風險，因為這讓那些全副武裝的特朗普追隨者覺得幹什麼都可以。
第五個風險是各種可能使局勢惡化的催化劑，包括選舉爭議、武裝組織遊行及其他大規模抗議活動。特朗普已經多次質疑選舉的公正性，表示他不會離任。事實證明他渴望對平民動武。面對基本和平的大規模抗議活動，他的第一反應是援引《反叛亂法》，調動軍隊。
第六個因素包括在如今一觸即發的政治氣候下一切可能引發暴行的情況。許多情形都有可能發生。例如，特朗普拒絕接受選舉失敗，引發大規模抗議活動，這就為他援引《反叛亂法》向美國平民動武製造了表面上的借口。
騷亂無疑會蔓延開來。一些抗議者將以暴力回應，促使美國軍人和聯邦軍隊動用更多武力。有色族群開槍的照片將充斥福克斯新聞頻道和臉書網站。
這將成為導火索：特朗普將呼籲那些“待命”的人站出來，鎮壓被特朗普妖魔化的黑色與棕色皮膚“罪犯”“激進分子”。連環殺人犯查爾斯·曼森妄圖在51年前挑起的全面種族戰爭將由美國總統親自發動。
以上只是一種可能爆發群體暴行的情形，我們不難想象出其他各種情況。現在進行此類風險評估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必要。迫使自己思考最壞的情形，能給予我們採取行動的時間。種族滅絕和群體暴行經常發生，包括在美國。問題不在於會不會在美國發生，而在於能否被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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