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冷戰時代的中美關係”系列講座之“退出冷戰：1980年代中國對外政策變革”（中評社圖片） |
牛軍首先討論了是“戰爭與革命”還是“和平與發展”的問題。他指出，80年代的中國對外政策是從否定文革十年極左外交開始的。就如同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政治路線要鞏固和發展必須要在各個領域撥亂反正一樣，這個時期在對外政策領域也必須要清除極左外交的影響，有必要梳理和澄清十一屆三中全會前中國決策層對世界和中國與世界關係的一些基本觀念。首先就是時代問題，我們到底處於什麼時代。80年代前，中國一直認為世界處於“戰爭與革命”的時代，即“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走向滅亡，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走向勝利的時代”。牛軍認為，這種觀念的形成受到五個要素的影響，包括世界強國之間的複雜關係、冷戰背景下美蘇意識形態的鬥爭、經濟全球化為主要表現形式的現代化潮流在全球範圍的擴展、科學技術的跨越式進步和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以及由此導致的新興民族國家的出現。世界政治在這幾個大趨勢下相互作用，並通過重大事變實現難以逆轉的飛躍性變化。在時代問題上，當時的中國出現了片面強調某些因素的傾向，從而導致了其長期否定世界有維護長時間基本和平穩定的可能性，特別是否定了60年代開始出現的“緩和”的意義及其重大影響。其次，對中國在國際政治中地位的基本估計過高，對中國影響國際事務的能力估計過高，是當時中國外交思想中不容忽視的一個重要內容，主要表現為“中國革命中心論”，認為世界存在爆發革命的前景和形勢，而中國是“世界矛盾的焦點、世界革命風暴的中心”，中國的革命關係到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命運。在照搬蘇聯發展模式的同時，又要追求比蘇聯更為激進的對外政策。再次，否認國家利益制定和實施對外政策中的首要地位，將所謂“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最後，塑造了中國在世界中“唯我獨左”、“唯我獨革”的基本形象。當時的對外政策“兩個拳頭打人”，“四面出擊”，到處鬥爭，導致的結果是四面樹敵。以上四個方面構成了60年代外交變革的前期狀態。在確定了改革開放戰略後，對外政策必須做相應變革，並對以往觀念做相應檢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