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當前，中美之間存在結構性、戰略性、利益性的矛盾與衝突。 |
中評社╱題：中美衝突中的認知陷阱 作者：虞衛東（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副研究員
中美作為戰略競爭對手的前提是，雙方都將“全球領導權”視為國家對外戰略的核心目標。令人略感不安的是，在一個無政府的世界，大國之間對同一目標的任何爭奪，都將自然陷入“安全困境”。如何擺脫橫亙在中美之間關於全球領導權的安全困境，是中美關係能否保持總體和平的關鍵問題。中國將世界領導權看作一種有結構的、可分享的自然權力，而美國將世界領導權看成一種無結構的、不可分享的實體權力。如此，兩國的對話方式便極容易在彼此之間產生誤解。
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來，美國一直希望通過與中國的接觸和交流，推動中國實現經濟、政治和社會開放。20多年前，克林頓政府對華政策基本觀點是，“一個穩定、開放、成功的中國符合美國的利益”。他支持中國加入WTO，目的是讓中國融入國際社會，中國才能最終朝著美國所希望的方向發展。小布什總統延續了其家族與中國關係的傳統，想與中國建立穩定相處的關係。特朗普成為總統後，美國一改以往對中國的接觸政策，轉變為強硬的對華遏制政策，明確提出要對中國進行圍堵、打壓和遏制。在過去的四年裡，美國的政策圈視中國為新興的威脅和戰略對手。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發佈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將中國定義為“戰略競爭對手”、“修正主義國家”和“壓制的政權”；2018年特朗普政府發佈了一系列國家安全政策文件，包括《國家防務戰略》、《核態勢評估》、《國家情報戰略》等。美國正在以一種“全政府”方式逐步落實與中國進行戰略競爭的構想。2020年5月20日，美國防部和白宮網站同時發佈《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略方針》報告，從問題挑戰、應對策略和貫徹落實三個方面，闡述在2017年《國家安全戰略》指導下美國對華戰略方針。美國對華戰略逐漸進入全面遏制狀態。
一、認知的錯覺
1963年，美國學者托馬斯·謝林《衝突的戰略》一書問世，使用博弈理論和理性邏輯推理對戰略性互動進行了理性的分析。1970年，美國著名國際政治學學者羅伯特·傑維斯的著作《國際關係中的認知邏輯》出版。他一方面借鑒了謝林的戰略互動理論，一方面開創性地討論了核時代國際行為體發出的信號和行為體預期行為之間的關係，分析了不完善信息條件下的戰略互動和溝通問題。謝林認為，在零和博弈中，採取模糊戰略是必要的，以使對手猜測你的行為。而在非零和博弈中，採取一個更加透明的戰略則是有益的。因為這種混合動機的博弈屬於非確定的情勢結構（indeterminate situations），博弈雙方都存在著多種策略選擇，這樣就容易因利益分配的衝突而導致無法達成理想的結果。因此，博弈過程中關鍵是採取討價還價的策略來實現確定的雙贏結果。同時也為了獲得討價還價結果中的優勢，謝林認為可以通過限制自我的選擇權來達到限制對手的權力。換言之，談判實力來自於自我約束的實力，而限制對手的能力取決於束縛自己的能力。
傑維斯認為，戰略衝突和威懾的另一面就是安全困境下的合作。安全困境的產生是由於國家希望增強自我防禦而導致對方的敏感知覺而產生的。所以，如果國家在增強防禦的時候，將進攻型戰略和防禦型戰略清楚地區別開來，使對方得到明確的非進攻性信號，安全困境就會得以緩解，國家也就可以合作。在這一過程中，重要的是調整博弈矩陣的支付結果，加大相互合作的收益、增加單方不合作行為的成本，加強各方對對方合作的預期期望。他還指出，國家性質、國內政治、利益集團之間的競爭、政府部門之間的競爭等等，也都對國家的對外行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①。國家的對外政策是人做出的，也是由人執行的，所以，作為重要的決策者和政策執行人的個人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同時，人們對客觀世界的認識是極端重要的。對於同樣的客觀世界，不同的人會有著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理解又會帶來不同的決策。同時，作為決策者的人，具有同所有人一樣的認知局限（cognitive limitation），所以難免出現錯誤知覺。在決策者這一微觀層次上面，對國家衝突行為的解釋是：國家決策者在不確定的國際條件下，很容易發生錯誤知覺，並且大多數這樣的錯誤知覺是誇大對方的敵意，將對方國家視為具有衝突意圖的對手。由於互動的雙方都趨於發生這樣的錯誤知覺，衝突的幾率就可能明顯地大於合作的幾率。
根據認知心理學的基本理論，當一個人接收到信息或者受到環境中刺激因素刺激的時候，他就會產生對這一刺激因素的知覺。知覺是一個心理學的專門術語，指人在受到刺激後進行選擇、組織和判斷自己接收的信息的過程。然後，人對知覺到的信息加以理解，並根據自己的理解對刺激因素做出反應。人對刺激因素的反應是基於他對刺激因素的知覺，而不是基於客觀真實的刺激因素本身。所以，如果人的知覺是錯誤的，他的理解就會是錯誤的，他的反應也會是錯誤的。正因為如此，在決策過程中，知覺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傑維斯發現，在兩種情況下，國家之間會發生衝突。第一，作為對手的雙方或其中的一方旨在改變現狀，確有侵略和發起衝突的意圖。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否存在錯誤知覺，衝突都難以避免。第二，雙方都是維持現狀國家，都不希望發生衝突，但是衝突還是發生了。傑維斯認為，在第二種情況下，衝突發生的重要原因是決策者的錯誤知覺。錯誤知覺也是一個心理學的專門術語，指由於決策者對接收到的信息做出了誤斷，其決策和行為隨之偏離了實際，結果，事物的發展結果就與決策者的原本意圖不相吻合。也就是說，由於決策者對形勢和對方意圖做出了錯誤的判斷，並且往往是誇大對方敵意的判斷，所以，他們會採取過分的行為。如果雙方均是如此，敵意螺旋就會不斷上升，衝突也就會在雙方都無意衝突的情況下爆發。
首先是認知相符現象（cognitive consistency）。人們對世界的事物總是有著一定的認識，這些認識保存在他們的記憶之中，形成了人在接收新的信息之前的原有認識。從心理學角度來看，人都有保持自己原有認識的趨向，當他們接收到新的信息的時候，總是下意識地使新的信息與自己原有的認識保持一致，這就是所謂的認知相符。如果決策者接收到的信息與自己原有的認識不一致，他們就可能對新的信息或是視而不見，或是曲解誤斷，使其能夠與自己原有的認識一致起來。在許多情況下，決策者趨於忽略或無視來自對手的善意信號和姿態。比如，艾森豪威爾時期，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就將蘇聯視為邪惡的代表，將任何關於蘇聯的信息和任何蘇聯的行為都與邪惡聯繫起來，即使蘇聯做出合作的表示，他也不惜曲解事實，表現出極強的認知不相符傾向。其次是誘發定勢（evoked set）。人們接收到信息的時候，會以自己當時集中關注和考慮的問題為定勢，據此解讀自己接收到的信息。用我們的俗話來說，頗有“丟了斧子的人”的意思：自己總是想著丟斧子的事情，也就將所有的人都視為偷斧子的人。
由於存在這些導致錯誤知覺的機制，決策者是很容易錯誤地認識客觀事實的。在從理論層面討論了錯誤知覺的生成機制之後，傑維斯繼續分析了四種常見的錯誤知覺：首先是國家決策者往往將對方想像為內部團結一致、令行禁止的行為體。這樣一來，任何無意、巧合和偶然的事件都會被視為精心策劃的戰略行動。其次是決策者往往過高估計自己的影響力和被影響的程度。如果出現了有利於自己的情景，決策者就認為是自己的影響所致。一旦出現不利結果，則會認為這是對方的敵意預謀，與自己的行動沒有關係。第三是願望思維（wishful thinking）。人們在接收信息的時候，總是趨於避開自己不願聽到和看到的事情，總是希望接收到自己願意聽到和看到的消息。這就是心理學上所說的願望思維。最後是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當人們在考慮應該採取一種政策的時候，卻發現了許多關於這一政策不妥的意見和評論，自己認為正確的，別人認為不正確，於是就會出現認知失調現象。為了保持自己的認知相符，人們便尋找理由，以自圓其說。中美雙方在諸多問題上出現錯誤知覺問題，其中許多是來自認定對方具有強烈敵意這一知覺的。但是，產生這一知覺的根源可能不僅僅在於個人的知覺局限，更多的則是來自於20世紀90年代雙方的關係之中有著較強的霍布斯文化的成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