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小島事件是指，1930年與1933年，法國由於覬覦南沙群島的戰略價值，先後兩次派艦巡查並登陸南沙的幾個島礁，並於1933年7月正式對外宣告占領南沙9個小島。據1933年9月在法國出版的《彩繪殖民地世界》雜誌記載，南沙群島9島之中，只有中國人居住，此外再沒有其他國人。法國人登島時，南子島上有居民7人，包括2個兒童；中業島上有5人；南威島上有4人，較1930年法國登島時增加1人；南鑰島上有中國人留下的神龕、茅屋、水井；太平島上雖然沒有看到人，但發現中國字牌，大意是我把糧食運到這裡，沒見到人，因此把糧食留在石頭下面。其他各島也有漁民居住的的蹤跡。太平島、中業島、南威島等島嶼上有漁民開鑿的水井，種了椰子樹、香蕉樹、木瓜樹、菠蘿、青菜、土豆等，島上還蓄養了家禽。
但是，東沙島事件中，中方提出的證據被日本所接受，國際上也認可東沙主權屬我，再無爭議。而九小島事件爆發後，中國的主張沒有得到其他國家的認可。
究其原因，第一，當時中國已失東北，1932年還爆發了淞滬抗戰，日軍虎視眈眈，我亡國之險迫在眉睫，無力組織南海史地研究，無法提出其他史志證據，與只有我漁民生產生活於此的證據形成證據鏈。事發後廣東省政府原擬派船前往現地調查，也不了了之。
第二，後續中國也未再持續強硬對法交涉，恐怕無法排除欲拉攏法國，使日本投鼠忌器的可能性。九小島事件後，當年9月，參謀本部處長朱偉向國防委員會秘書處上呈意見書。他首先分析了九小島對法、英、美、日以及中國戰略上的重要性，也根據1923年英國出版的china sea pilot揭示中國漁民在島上的生產生活情況等證據，指出九小島“應屬吾國領有”。但按照當時中國海軍的情況，他建議將九小島“不如委骨於地，任日法兩犬相爭，法若因是轉入英美之懷，集歐美以伐日，而我利矣”。
第三，當時南海諸島的戰略重要性也被西方諸國廣泛認識，法國覬覦西南沙群島之熱切，遠非1909年時的日本可比。如1932年起中法之間就西沙群島主權多輪交涉時，儘管當時中國有著如“1909年李准巡視西沙群島，升旗鳴炮、宣示主權”這一過硬證據，法方仍通過安南的所謂歷史依據毫不退步。而且，日本拉薩公司1929年之前擅自在南沙開發鳥糞資源長達十年，日本政府也以此為借口加入對南沙的角逐，國際形勢更為複雜。
第四，東沙島事件和南沙九小島事件時，對領土取得的國際法認定標準也發生了變化。1907-1933年間，經歷第一次世界大戰、凡爾賽和約體系的瓦解、西方國家殖民地範圍的變更等，關於無主地、發現和先占、地圖的效力等，在認定標準上和處理主權爭端時的實際效力上都發生了變化。期間發生了一個代表性的案件，即1928年帕爾馬斯島主權案。該島位於菲律賓沿岸，仲裁法庭認定西班牙16世紀通過發現帕爾馬斯島取得了初始權利，但後來沒有實際行使權力，所以沒有取得帕爾馬斯島的主權。之後西班牙在1898年美西戰爭失敗後將其割讓給美國也是無效的。而自1677年以來，該島由荷屬東印度公司實際管理，因此其主權被認定歸荷蘭所有。此案的判定雖然是基於西方國家殖民產生的國際法理論基礎之上，與中國的海疆治理實踐大為不同，但它已成為當時衡量領土主權取得的一個參照標準。
而中國在南沙群島證據的體系化建設，已是1946年中國收復南海諸島之後。為了應對中國收復南海諸島可能引起的外交衝突，中國政府積極進行史料的搜集。1946年，廣東省成立西南沙志編纂會，該會收集的相關資料於1947年6月在廣東 “西南沙群島物產展覽會”上展出，包括圖書、文件380件。1948年，該會會長杜定友編輯出版了《東西南沙群島資料目錄》。他考證出“千里長沙、萬里石床，似為萬里長沙、千里石塘之通稱，系中西南沙一帶之島嶼”，奠定了中國西南中沙史地考證的基礎。
1949年後，中國政府加大了對南海史地的研究力度，然而，儘管我國在南沙建立了更為詳盡完善的證據鏈，但此時的國際環境、南海形勢，已今非昔比矣。
（作者系中國南海研究院副研究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