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李登輝的自白中看得很清楚，他成立“國統會”、制定“國統綱領”，玩的是“瞞天過海”的權謀。對於“國統綱領”的實質，大陸當時就有清醒的估計。由於它白紙黑字地說，“大陸與台灣均是中國的領土，促成國家的統一，應是中國人共同的責任”，《人民日報》的一篇評論肯定“這不失為一種順潮應勢之舉”；但對“綱領”要兩岸“在互惠中不否定對方為政治實體”、“在國際間相互尊重，互不排斥”、以“政治民主、經濟自由、社會公平及軍隊國家化的原則”協商統一等要害內容的實質進行了揭露和批駁。評論指出，“兩個對等政治實體”、“在國際上互不排斥”是要在國際上推行“雙重承認”、製造“兩個中國”和“一中一台”；而所謂“自由、民主、均富統一中國”是圖謀先“和平演變大陸”，然後才能談統一。 “國統綱領”把統一進程分為條件苛刻的三個階段，而且沒有時間上限，是玩弄“拖延戰略”，實際上是“不統一綱領”。美國學者黎安友和陸伯彬在他們1997年合著的《長城和空城》一書中就指出：“實際上，綱領以大陸自己放棄手中的所有籌碼作為開始談判台灣和中國關係的先決條件。”“如果大陸滿足這些條件，那就使台灣自由地追求它所要的最大限度自治，包括獨立。”
但是，如果認為李登輝完全沒有“統一”大陸的野心或妄想，也不完全符合事實。1990年9月26日，李登輝接受《華爾街日報》採訪時說，統一“可能有兩種方式，即台灣統一中國或中國統一台灣”。當時，大陸剛剛經歷了1989年的政治風波，接著又發生了東歐劇變、前蘇聯解體，一時世界社會主義制度“大崩潰論”甚囂塵上，李登輝也加入了這場大合唱，他在“國統會”首次會議上說，“中國統一的契機已經展現”，“至此關鍵時刻，尤應勇敢地迎上前去，承擔起此一主導未來中國的重大責任”。在此之前的1990年3月，他甚至口出狂言：“我們在六年間一定有機會回大陸。” 當然，李登輝的這些言論實際上是色厲內荏，其基本的策略還是“先求穩當，次求變化，唯有示穩當才能自存，求變化才能致勝”。
李登輝在台灣主政12年，一生極力操控台灣政治，在“台獨”的路上越走越遠，最終難圓其夢，了結悲哀的一生！
（作者許世銓，前全國台灣研究會常務副會長，本文擇錄於其《邁向中國統一之歷程》一書有關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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