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優化宏觀調控目標。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其宏觀調控轉型大多經歷了一個由“多目標調控”向“突出物價穩定目標調控”的轉變過程。中國目前尚不具備強調單一目標調控的條件，但宏觀調控的多目標現狀，也容易造成政策信號混亂和市場預期不穩。未來，宏觀調控可考慮更加突出物價穩定和經濟結構調整的目標。
三是政策目標需錨定中長期。宏觀調控的目的是使經濟周期更為平穩，避免較大的經濟波動。因此，在負面衝擊較為嚴重的情況下，嚴格實現經濟增長的年度目標不僅成本較高，且偏離了熨平經濟周期的初衷。因此，可考慮更多關注在中長周期內實現宏觀調控目標，增強宏觀調控的政策權衡空間。
第四，有效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性。
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要加強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在財政政策方面，需通過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形成支撐；在貨幣政策方面，需更加審慎，避免總需求波動帶來的系統性風險，為高質量發展培育良好的宏觀經濟環境。
在政策分工方面，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應分別針對總量和結構目標發力。就政策工具的屬性來看，貨幣政策偏重總量調控，而財政政策則兼具總量和結構調控功能。因此，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性，需要進一步區分二者的角色：貨幣政策應更多地承擔總量調控的任務，主要作用於總需求；財政政策則需在總體寬鬆的同時，更關注通過結構性調控影響總供給，實現供給質量的提升。就當前經濟環境而言，保增長的積極財政政策不僅要立足於財政支出的規模擴張，還要在保持適度財政收入增長的情況下，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加大對社會公共產品的支出，保障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在穩增長的同時實現產業優化升級和經濟效率的提升。
有效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性，需構建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制定部門的日常協調溝通機制並有效防範風險。在溝通機制方面，應進一步加強促進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的體制機制建設，增強政策制定程序和具體措施的公開性和透明度，並在政策執行過程中加強與公眾溝通。在防範風險方面，特別要重視地方財政風險，建立財政風險監控與預警機制，建立從中央到地方的風險預警指標體系，重點關注地方政府當年債務償還情況、債務餘額、償債能力和債務風險指標等。
文章指出，中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對做好宏觀調控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對此，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應在發揮穩定器作用的同時，更加注重結構性和體制性問題，不斷提升資源配置效率和民生服務水平，保障中國經濟健康平穩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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