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五年計劃”更側重於直接計劃的具體的重大項目。比如，“一五”計劃確定了156項重點建設項目，“三五”時期又布局了一系列大小“三線”建設項目。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五年規劃”的目標實現，更多依靠發展戰略、重大政策與重大改革舉措，有關項目則聚焦在水利工程、交通基礎設施等公共工程方面。比如，“九五”計劃提出科教興國戰略和可持續發展戰略，“十五”計劃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和城鎮化戰略，“十一五”規劃提出人才強國戰略、中部崛起戰略等，“十二五”規劃提出擴大內需戰略、海洋發展戰略等，“十三五”規劃提出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網絡強國戰略等。這些戰略都是根據相應發展階段國家發展所面臨的重大關鍵問題（或者說是重大短板）而有針對性提出的，試圖通過發展戰略的制定和實施以解決這些重大問題，進而實現規劃所提出的目標。比如，改革開放以來，在東部率先開放的政策引導下我國形成了東中西部梯度發展的區域發展格局，西部和中部發展相對落後成為制約我國區域協調發展的重大問題，於是在“十五”計劃和“十一五”規劃中分別提出西部大開發和中部崛起戰略，這對促進實現區域協調發展的目標具有重要意義。總的來看，改革開放以來的“五年規劃”中，都會從問題出發，圍繞發展的短板、弱項布局一些基礎性重大項目，圍繞發展中的大事、難事、急事提出一系列重大政策，圍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完善出台一批重大改革舉措。
經驗之四：
堅持規劃制定的社會廣泛參與及程序規範，提高政府宏觀調控與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
“五年規劃”制定過程的社會廣泛參與、編制程序規範，是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積累下的重要經驗。我國的“五年規劃”制定絕不僅僅是一個政策文本編制或一個封閉的政策制定過程，而是中央和地方多層次、多主體之間通過各種互動模式，不斷協商、起草、試驗、評估、調整政策的循環過程。“五年規劃”在為市場留出充分空間的同時，發揮著戰略政策協調、資源動員、宏觀調控方面的重要功能。“五年規劃”的實踐背後有深刻的理論意義，是解釋中國發展奇跡的一個重要視角。尤其是從“九五”計劃以來，規劃制定過程日趨科學化、民主化和規範化。一是投入越來越多的研究力量，加強對“五年規劃”實施效果進行科學評估，從而最大程度地提高規劃編制科學性；二是創新各種渠道，擴大參與人員範圍，最大程度提高規劃編制的民主性；三是建立了由三級（國家、省級和市縣）四類（總體規劃、專項規劃、區域規劃、主體功能區規劃）組成的規劃體系，規範性得到極大提高。制定過程的科學性、民主性和規範性的提高，不僅有利於提高規劃本身的質量，還有利於提高規劃的可行性，減少執行過程中面臨的障礙，同時也有利於處理好中央和地方的關係。發展規劃制定過程成為一個群策群力、廣泛吸取社會各界人士意見、政府上下反覆溝通的科學決策機制，這對提高政府宏觀調控能力和推進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實際上，無論規劃制定最終結果如何，通過將近兩年的“五年規劃”制定過程，對國家未來發展方向、目標、具體各方面指標以及面臨的困難和風險進行社會廣泛深入討論研究，本身也是解決國家發展問題的有效措施，是提高政府調控能力和治理能力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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