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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民族主義——後新冠疫情美中的和與戰
http://www.CRNTT.com   2020-05-18 00:09:19


 
  三、中國對於歐洲國家的醫療外交

  正當各國在努力應對新冠肺炎危機時,部分國家呼籲減少貿易並提高保護主義,協助抵抗此種流行性疾病。顯然的,這是從疫情所建構的想像危機,利用民族主義提高國家對內與對外的管制措施。實際上,目前的危機正需要全球合作以及貨物的自由流動,特別是醫療資源。

  中國大陸則是藉由國家形象重新建構民族主義,北京主要的做法即是透過對於歐洲國家的“醫療災難外交”,特別是義大利等國,展現中國大陸作為國際社會不可或缺的防疫重要合作夥伴。

  義大利為歐洲南部的半島國家,從地中海到歐洲內部成為具有地緣戰略優勢的國家。義大利北與法國、瑞士、奧地利和斯洛維尼亞(Slovenia)等國接壤,梵蒂岡和聖馬力諾(San Marino)為境內兩個獨立國家。阿爾卑斯山成為義國與其鄰國之間的天然屏障,它還擁有地中海最大的兩個島嶼,西西里島(Sicily)和薩丁尼亞島(Sardinia)。義大利的首都羅馬曾經是羅馬帝國的核心中樞,羅馬帝國曾經統治歐洲、北非與黎凡特(Levant)的大部分地區。於是中國大陸推動“一帶一路”的政策下,義大利成為北京在歐洲的突破點。

  2019年,義大利與中國大陸簽署參與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諒解備忘錄,讓義大利成為第一個也是迄今為止唯一參與G-7的工業國。義大利則希望藉由與中國大陸的貿易合作來促進國內內需的增長。此外,義國政府也藉此對歐盟展現,可以不依靠補貼政策來證明該國的獨立性,並在歐盟架構內能有更多的行動自由。

  前義大利副總理、聯盟黨主席薩爾維尼(Matteo Salvini)則反對與中國大陸簽署的協議。最終,義大利與其他未簽署合同的國家(例如法國)相比,簽署諒解備忘錄並未給義大利帶來更多來自中國大陸的合約。

  而到了2020年3月,義大利面臨極其嚴重的新冠病毒危機。原本3月初之際,義國政府透過歐盟公民保護機制(EU Civil Protection Mechanism)向歐盟尋求協助,卻未獲得歐盟回應,此外,法國與德國還禁止出口口罩。然而,中國大陸卻回應義國政府物資請求,向羅馬運載30噸的監護病房設備、醫療防護物品、抗病毒藥劑等醫療用品,義國外交部部長迪·馬約(Luigi Di Maio)在其Facebook頁面發布一段運輸機抵達義國的影片。

  對於中國來說,這是一次資訊和公共外交的勝利。當義國需要救助時,北京被描繪成是義大利的救世主。儘管隨後德國承諾向義大利提供口罩,但義國媒體輿論已轉向,認為歐盟拋棄義大利,而中國大陸卻解救義大利。儘管該項物資為中國大陸與義大利的紅十字會協議所運送。按照不同國家紅十字會各機構間之慣例,中國紅十字會在一個月前就向義大利紅十字會(Italian Red Cross)尋求幫助,當時義國向武漢運送18噸物資。

  除3月12日降落在羅馬的第一批醫療物資外,中國還於3月18日對於米蘭(Milan)運送第二批物資。這是由包括浙江在內的中國各省所出資,由於中國大陸在義大利擁有龐大的移民社區,中國大陸的企業也捐助義國其他地區和城鎮。由於這一系列的宣傳活動,相較於地緣上鄰近國家的舉措,讓中國大陸暫時擺脫新冠肺炎流行病的起源,以及後來隱瞞疫情的指謫,被形容為在需要時刻可提供實際協助的國家。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與義國總理孔蒂(Giuseppe Conte)的電話討論提到,提議結合現有的一帶一路,啟動新的“健康絲綢之路”(Health Silk Road)。在此一倡議下,大國大多願意藉鑑成功開展抗擊病毒的經驗教訓,與世界各地的國家分享。而鑑於新冠肺炎可能在全球流行一段時間,或再度發生,各國或者會對此感興趣。許多義國民眾認為,中國防範疫情的模式可能是一種較為有效的系統,在緊急情況下可挽救生命並減少經濟損失。

  除義大利外,中國也對於日本、伊朗、巴基斯坦與歐盟等82個國家和世衛組織、非洲聯盟(African Union)提供援助,包括檢測試劑、口罩、防護服等醫療物資。這些醫療物資的品質迭有爭議,但是,指控是否合理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些國家與該國民眾如何看待中國大陸的作為。因此,習近平才會說,團結合作乃是面對公共衛生最為有效的政策。於是,在貿易戰與民族主義紛擾的時期,援助與合作成為國家對外政策的有效工具。

  四、美國與中國“疫情合作”的可能性

  新冠肺炎所帶來的衝擊,可將其視為新型態的“災難”。這樣的災難,已影響許多國家的政治與社會、國家間關係乃至於全球的政治與經濟活動。在疫情發生期間,部分國家可以比其他國家快速回復正常經濟與政治活動,而部分國家則面臨更為嚴峻的社會和政治危機。

  其實,早在1851年,第一屆國際衛生會議(International Sanitary Conference)的代表集聚巴黎,討論對19世紀上半葉席捲歐洲大陸的霍亂聯合應對措施,當時已成為國際外交的主題。然而,在20世紀,如何控制國際間軍事衝突乃至於核武戰爭的重要性,取代控制潛在的大流行病毒。即使在冷戰時期,美國與前蘇聯也曾努力為民眾接種天花疫苗,這為公共衛生合作提供先例。

  由此可見,災難的發生往往會改變現有國家之間的關係與運作規範,或有機會暫時改變彼此之間的敵對關係,為在災難過後改變敵對狀態形成與建構合作基礎。即便暫時終止國家之間的敵對狀態,也有助於國家之間在面對共同的環境與災難威脅時,重新建構一個可以合作的關係,進而形成新的互動模式。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已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中國即以公開、透明方式行事,包括對於世界衛生組織與美國通報疫情。此外,中國也分享病毒的基因組測序結果,以及分享疫情的控制與治療經驗,也提供有需要的國家相關醫療資源與物資。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更呼籲,“中美這兩個世界最大的經濟體,應該引領治療技術和疫苗研發國際關係合作”。

  美國內部也有類似的呼籲。萊斯(Susan Rice)與哈德利(Stephen Hadley)曾經分別擔任美國歐巴馬總統與小布希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以及川普的前國家情報總監科茨(Dan Coats)、小布希時期的國土安全部部長謝爾托夫(Michael Chertoff)、柯林頓總統時期的國務卿歐布萊特(Madeleine Albright)與歐巴馬任內的國防部部長海格(Chuck Hagel)等人,都呼籲擱置分歧共同抵抗疫情。於是,一場新冠肺炎讓美國內部無論是共和黨或民主黨,建立不同於川普總統的“想像共同體”,這個共同體的基本價值是疫情合作取代川普的“操作對立的選戰語言”。

  進一步來說,美國與中國間的災難醫療合作領域,可以包括以下數項,緊急措施與公民往返問題、未來新興疫情的感染控制、醫療衛生人員培訓、醫療用品之生產與疫苗研發、流行病防範之組織與機制、管理疫情對於國內經濟影響等,以及強調在美國與中國間之戰略與經濟對話(U.S.-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當中醫療合作的重要性。

  面對如新冠肺炎等新興疾病問題,國家“高築牆”的防疫策略雖能暫時解決疫情危機,但很明顯的全球共同面對這類新興疫情的國際合作,各國無法獨自應對全球疾病的擴散與其經濟後果。倘若一個國家能夠有效控制該流行性疾病,而鄰近國家卻失敗,除非持續管制國界,否則該流行病仍會再度發生。此外,全球貿易與金融市場則進一步需要採取一致性行動,穩定全球經濟與市場。在未來的數周到數個月當中,是否與如何做到這一點將持續受到關注。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0年5月號,總第26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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