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疫情結束後，世界大國將顯著加強供應鏈的“國家干預”能力。例如，特朗普政府緊急啟動《國防生產法案》力保戰略物資生產本土化；法國擬考慮動用國有化等干預措施保護受威脅大型企業或重要經濟資產，這些採取的臨時性措施很可能被長期化、制度化。這使得2020年有可能成為政府作用提升的標誌性一年。類似於1934年羅斯福新政和1936年凱恩斯革命，類似於1980年里根、撒切爾夫人新政和新自由主義理論政策回潮的又一次理論政策導向的大調整。
四是疫情結束後，國際大三角分工格局將加快調整。過去美歐為世界提供市場和技術，疫情使美歐的市場購買力大幅萎縮，關鍵零部件和元器件、重要材料和設備的供給中斷，供應鏈回歸和加速再工業化試圖重塑實體經濟。過去東亞為世界提供製造和人力等要素，疫情迫使“10＋3”東亞地區加強合作，協調擴大區域內需，共同穩定區域供應鏈、恢復區域產業鏈、提升區域價值鏈。過去中東和亞非拉為世界提供能源和資源，疫情結束後，也將加快供應鏈、產業鏈、價值鏈的本地化趨勢。
五是疫情結束後，供應鏈東移步伐會加快。全球疫情率先趨於穩定的是東亞地區。中日韓和東盟復工復產複市和社會經濟正常化會領先於美歐地區，這將加速半導體、機器人、智能製造等高端製造業東移，高端工業服務、消費服務新業態等東移，技術、人才、數據、資本等優質要素東移，進而帶來東亞生產方式的變革，即從要素投資增長支撐的舊動能向要素生產率增長支撐的新動能轉換。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東移，將使東亞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
六是疫情結束後，供應鏈縮短的趨勢將加快。新冠疫情、去全球化和新科技產業革命相互作用，加快推動全球供應鏈更短、更本地化、更分散化的趨勢。跨國公司將進一步收縮跨國經營的全球布局，避免供應鏈過長、價值鏈過度全球化、產業鏈過分集聚集群集中所帶來的斷鏈、斷供、斷聯風險。一些跨國企業可能將採用新型貿易的方式推動貨物全球化，用商業存在的方式推動服務全球化，用數字技術方式推動技術全球化，全球供應鏈縮短趨勢將進一步加快。
七是疫情結束後，供應鏈區域化趨勢將更加明顯。如RCEP（不包括印度，經濟規模占全球的比重約28.9%）、CPTPP（經濟規模占全球的比重約13.1%）、歐日EPA（經濟規模占全球的比重約28.1%）、美墨加協定（經濟規模占全球的比重約27.6%）等大型區域貿易協定的簽訂將改變全球供應鏈、產業鏈布局。其中，RCEP最具有包容性、開放性和多樣性，美墨加協定則有更強的排他性、保護性和單一性。RCEP經濟的高成長性將吸引更多國際資本和跨國公司參與其供應鏈布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