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4月23日電／前美總統首席經濟顧問：化危為機，中美應繼續引領全球化
來源：光明日報 翻譯／整理：林衛光
肯尼斯·羅格夫（Kenneth Rogoff）2001年至2003年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的首席經濟顧問；現為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經濟學教授，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院士，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高級研究員。
李大巍 他山石智庫CEO，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訪問學者。
要加強而不是削弱全球貿易和國際合作
李大巍：可以看到，近年來，包括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一些曾經支持全球化的政府和媒體不斷質疑全球化，民粹主義和保護主義又回來了。
羅格夫：對全球化來說，這可能是一個非常困難的時期，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全球化已經受到威脅，這既是因為貿易戰，也是因為對移民的抵制日益增加。有一種觀點認為，新冠肺炎疫情應該促使美國和歐洲重新考慮，是否應該在關鍵藥物和醫院設備的生產方面尋求更多的自給自足，雖然我認同這樣的觀點，但我們已經看到，民粹主義政客們以這場危機為借口，主張實施更著眼於本國的經濟政策。如果反貿易的民粹主義者占上風，全球經濟的活力將受到影響。發達經濟體的實際收入將大幅下降，實際利率將上升。在全球層面，不平等將會加劇。很多時候，那些說關注不平等的人（包括經濟學家和政治領導人）關注的只是他們自己富裕國家的不平等，而很少考慮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巨大的收入和財富差距。如果發達國家設置關稅壁壘，跨國流動變得更加困難，非洲等其他地區將如何追隨中國和印度的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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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巍：這次疫情暴發可能是全球化的裡程碑或轉折點，您怎麼看？
羅格夫：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的，是加強而不是削弱全球貿易和國際合作。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是全球合作的災難。原因很多，但有兩個突出的原因。首先，美國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引發了一場連鎖反應的關稅戰，導致全球貿易崩潰。其次，美國長期以來一直希望英國和法國全額償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欠下的債務。再次，還有強加給德國的不可持續的負擔。這一時期標志著從全球化到民族主義的巨大倒退。其結局不佳，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全球化才重新開始。我們不能再犯同樣的錯誤了。中國和美國應該繼續引領全球化，未來幾年，美國應無限期暫停所有關稅，中國加強保護外國知識產權，包括在華投資的外國公司的知識產權的政策。
李大巍：在全球疫情暴發期間，一些國家決定將本國公司撤出東道國。這會不會是全球經濟的重大挫折？
羅格夫：這是一個危險的先例，確實讓我們在去全球化的道路上走得更遠。獨斷專行和反複無常的政策破壞了各地的增長。
強烈贊成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李大巍：2017年1月18日，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發表《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重要演講。中國倡議通過合作共贏實現共同繁榮，倡議堅持多邊主義反對單邊主義。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期間，中國向很多國家捐贈醫療設備和提供經驗。您怎麼評價？
前美總統首席經濟顧問：化危為機，中美應繼續引領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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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在德國薩克森州首府德累斯頓的市政廳前，人們佩戴剛剛領取的口罩。新華社發
羅格夫：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所發表重要演講的主題是一個根本性的重要主題。對於我這樣一個堅信多邊主義的人，這是一個我強烈贊同的主題。中國將理念付諸實踐，向許多疫情蔓延的國家提供了受歡迎的幫助和設備，其努力得到了極大的贊賞。在危機早期，當危機在美國還不明顯的時候，我和一位來自意大利的好朋友打了一個長時間電話。他是全球奢侈服裝品牌的負責人，通常消息靈通。他告訴我中國如何在許多關鍵方面幫助意大利應對疫情，從提供建議和人員，到武漢使用的專業應急建築設備。他是一個頭腦冷靜的商人，對中國的國家能力和幫助意願能有著如此深刻的印象，這讓我感到驚訝。武漢醫學數據的共享對於催化西方實驗室的早期研究非常重要。
疫情是中國加速優化經濟結構的好時機
李大巍：您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在應對新形勢、為世界經濟發展作貢獻方面有什麼建議？
羅格夫：這是一個很大的話題，需要再找一天的時間來回答，我在此做一個簡單闡述。首先，目前中國加快經濟再平衡，擺脫對制造業、出口和投資的依賴，轉向更注重發展服務業和消費，正值其時。即使中國迅速複蘇，世界其他地區的複蘇也可能是緩慢的，美國和歐洲將陷入深度衰退。即使中國制造業迅速回暖，全球需求可能仍會疲軟。將更多的重點放在服務業和消費品上可能會導致長期較低的增長率，因為這些領域的創新和生產率增長往往比出口商品慢。此外，教育和醫療保健領域很有增長空間。隨著中國繼續變得更加富裕，減少對出口和制造業依賴的“再平衡”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取的。無論是好是壞，新冠肺炎疫情危機可能是加速這種變化的好時機。
其次，如果要負責任的話，我還需要補充說，隨著增長不可避免地放緩，在未來幾十年可能降至平均每年3％，中國將被迫應對一些長期失衡，包括高額的市政債務和過度的房地產投資。在一個高杠杆率的經濟體中，應對增長放緩并非易事，其增長放緩過快可能導致完全失速。好在，全球經濟能够很快複蘇，因而這些問題就更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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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疫情時期經濟複蘇不容樂觀
李大巍：4月14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今年全球經濟將萎縮3％，這將是自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您的觀點是什麼？
羅格夫：如果我有什麼要說的，那就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太樂觀了。例如，預測認為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增長率降幅會遠低於發達經濟體（前者降幅1％，後者降幅6．1％）。但是，隨著大宗商品價格暴跌，貿易和旅游業暴跌，以及大規模債務危機迫在眉睫，形勢看起來很可怕，已經和20世紀30年代一樣糟糕，而公共衛生危機才剛剛開始打擊到其中許多國家。在我與卡門·萊因哈特（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教授，經濟學家）的合作中，我們根據累計下滑幅度（從峰值到低穀）以及恢複到與開始時相同的人均收入所需要的年份數，來對衰退的嚴重程度進行排名。就下滑幅度而言，這可能是全球經濟至少150年來已知的最快、幅度最大的下滑。至於持續時間，存在巨大的不確定性，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找到應對病毒的方法。但“V型”複蘇的想法——複蘇的幅度之大、速度之快，至少與下跌一樣——似乎過於樂觀，縱然最近的股市反彈似乎是基於這種想法。
李大巍：未來幾年影響世界經濟的因素有哪些？
羅格夫：不確定性的最大源頭在公共衛生方面。雖然我非常樂觀地認為將會找到疫苗，在此之前將找到針對病毒的有效療法，但沒有人能確定那需要多長時間。回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他們預計2021年將出現大幅複蘇，但這是基於一個前提，即目前的封鎖措施能在仲夏之前取消，而且不會發生第二波重大疫情并導致2021年初出現衰退。我希望他們是對的，就公共衛生而言，這似乎又顯得相當樂觀了。即使按照他們的樂觀預計，封鎖的時間也會長得要導致很多企業陷入長期混亂，有些企業永遠不會複原。高債務國家尤其困難，因為一旦債務額太大，很少有債務談判能够迅速達成解決方案。在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之外，如果封鎖持續足够長的時間，包括中國和美國在內的發達經濟體可能會面臨市政債務違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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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深刻影響全球經濟但危中有機
李大巍：聽起來會有一些對經濟發展的根本性影響？
羅格夫：從長遠來看，新冠肺炎疫情危機可能會導致國家層面和國際層面廣泛的經濟結構調整。第一，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最終結束不斷擴大的城市化、城市群以及中小城市空心化的全球趨勢。人們必須記住，這一趨勢已經持續了大約40年，與其之前的60年有很大不同，在那60年裡，汽車導致了郊區和小城市人口的增長。這場危機凸顯了城市高度密集的一些風險，人們很容易遭受流行病疫情的肆虐。
第二，這場危機還迫使我們尋找更有效的在綫工作方式，從長遠來看，這可能會讓企業更願意允許遠程辦公，這應該對郊區和小城市有所幫助。我可以補充一句，城市化趨勢一直是美國不平等的最大驅動因素之一，城市地區越來越富裕，而小城市，比如我長大的紐約州羅切斯特市，越來越落後。
第三，應對債務危機。由於債務上升、增長下滑，在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之前，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的債務狀況已經很困難了。我和萊因哈特教授合作撰寫了一系列文章，發表在美國《華爾街日報》和“報業辛迪加”網站等處。我們主張，除了評級最高的新興市場，所有其他新興市場暫停償還主權債務，我們認為這一建議適用於意大利等遭受最嚴重打擊的發達經濟體。目前，已有90多個國家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尋求緊急援助。像印度這樣的相對貧窮國家面臨著與富裕國家相同的所有問題：失業、小企業倒閉和巨額醫療費用。但他們處理這一問題的國家能力和資源要少得多。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西班牙流感以來，除了戰爭，我們還從未見過這樣的全球人道主義悲劇的風險。一場金融和人道主義災難正在新興市場醞釀，其中許多國家是在外債飈升的情況下進入危機的（特別是私營部門），他們面臨著與發達經濟體相同的問題，需要保護工人和小企業，但幾乎沒有能力借款。最終，許多主權債務將需要進行大規模的延期償還債務，但現有的體系無法同時應對幾十例這樣的情況，就像所有人都感染新冠病毒後，我們的醫院無法同時收治那麼多新冠肺炎患者一樣。因此，除了評級最高的新興市場債務國外，需要讓所有其他新興市場債務國延期償還債務。重要的是，這需要私人債權人和中國的參與。我相信，如果二十國集團發表聲明表示，延期償還債務符合全球利益，紐約和倫敦的法院將會遵守。目前二十國集團只為非常貧窮的國家做了這件事，但這還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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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危中有機。隨著經濟結構調整，這場危機可能會引發一波創新浪潮。僅舉一個例子，過去我曾寫文章論述尋找一種更好的在綫大學教育模式，以及終身成人教育。這可能需要大量的政府贊助，因為維護在綫材料的知識產權很難，但或許這場危機將極大推動這方面的進步。
李大巍：應對疫情期間和疫情之後的經濟下行風險，您如何看未來全球經濟的複蘇路徑？
羅格夫：在接下來的幾年裡，許多國家將不得不繼續實行高赤字政策，同時以中央銀行持續幹預來支持私人市場。這是一場災難，不是經濟運行一切照舊的時候。人們可以希望，在危機消退之後，在疫苗普及之後，危機政策可以重新放回盒子裡，競爭活力可以恢複。當然，不平等問題必須得到解決，但呼籲在危機後對經濟進行大規模的國家幹預，可能會導致經濟大幅疲軟。例如，美國的一些開明派認為，招聘員工時，良好的學習成績不應該那麼重要，因為這會導致不平等。這是一種非常危險的哲學，與其創造一個平庸成為新常態的經濟，還不如提高稅收水平，擴大收入再分配。有鑒於此，尤其是美國，必須采取更多措施來打破壟斷勢力坐大的多年趨勢，一些壟斷企業利用其勢力游說政府改弦更張，進而強化而不是打破壟斷。這似乎是整個經濟領域的一個問題，而在科技行業尤為嚴重。不幸的是，在短期內，新冠肺炎疫情會使企業實力更向少數企業集中，因為太多的小公司和初創公司被淘汰出局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