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露三大短板
針對數字城市實戰能力，受訪專家表示背後暴露出的是數字化轉型缺乏系統性、日常積累不足、治理理念落後等三大短板。
一是數字化轉型缺乏體系性。近年來，我國數字城市建設如火如荼，但許多創新、探索沒有打破部門藩籬，仍是內部“單打獨鬥”缺乏統籌。
有專家表示，數字治理應該是一個包含各種“組織”“器官”的有機體概念：通過政府數字化轉型、市場主體數字化服務、社會組織數字化協同參與等，提升日常治理能力同時，提高突發事件應對能力。
浙江省工業和信息化研究院院長蘭建平說，人民群眾逐漸融入數字化生活，全方位的數字化使得防控措施得以落實做細。很難想象，如果沒有數字政務服務、城市配送服務、網約車等，在此次疫情防控中，我們如何開展大規模的居家隔離。
二是重事後管控、輕事前積累。清華大學應急管理研究基地副主任呂孝禮表示，數字治理重事後處置，輕事前積累、研判。“比如一些日常社會治理中，價值密度高的數據缺乏系統分析和利用。”
呂孝禮說，譬如110報警信息、12345市長熱線信息等，這些數據看似對疫情防控關聯性不大，但最能反映基層治理弱點、盲點，如果有相關積累和研判，在應對突發事件中，就能夠更好地因地制宜，靈活處置。
三是理念更新落後於設施建設，軟硬件不適配。部分地區雖然已在基礎設施上投入巨大，但領導幹部、行政執法者的治理觀念更新遠遠落後於硬件建設。不少幹部思維仍存在“管控意識強、治理意識弱”“管理意識強、服務意識弱”的通病。
數字治理需要“形神兼備”
受訪專家表示，實現數字治理升級，不僅有賴底層技術、基礎設施建設，更需要組織形式與治理理念、思維方式的系統性轉變以實現“形神兼備”。
首先是提升數字治理系統性。阿里雲智能城市大腦首席架構師張琪偉表示，城市大腦部分應用已在20餘個海內外城市落地，從“治堵之計”到“治城之策”背後體現的是數據作為驅動要素，從工具到系統的變化。
釘釘相關技術負責人表示，加強底層基礎設施建設，包括技術平台（“城市大腦”等底層架構）、管理部門（數據資源管理局）、用戶體系（公務人員在線化）、數據積累等（部門間數據調用、共享），並提升應急開發、應急響應的技術保障能力，短時間內可以建立、開發有針對性的數據模型和治理應用。
例如一些省市近年來陸續成立了專門的大數據管理部門，作為全面數字化轉型的數據中樞。浙江省大數據發展管理局副局長蔣汝忠表示，大數據局並不提供產品，而是起到一個數據交互中樞作用，為其他機構數字化轉型提供支撐。
其次是轉變治理思路。城市管理者宜從根本改變治理模式和思路，以數字治理提升治理精細化水平。呂孝禮等專家建議，針對目前底層數據積累等問題，推動數據研判、分析前置，改變數據層層上報的單一模式。在上報同時，可以通過在不同層級、結點，設置數據分析崗位，實現對城市數據分析的分層化、精准化，從而推動整體治理的精細化。
東部省會城市公安系統某領導幹部表示，實際上，“大數據要做的恰恰是小事情”：通過情況摸排，發現社會治理的薄弱點、隱患點，事前未雨綢繆，事中快速響應。
第三是將數字治理建設成果納入績效管理。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員楊建華表示，數字治理投入並非拍腦袋、凑熱鬧，要將政府數字化轉型等項目納入績效管理，搞好評價和反饋，防止項目成為“花架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