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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元春（中評社資料圖） |
中評社北京4月15日電（記者 李娜）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劉元春日前參加“疫情下的全球經濟信心指數發布”線上論壇，他談到超級疫情決定了我們必須啟動超級政策，處理超級不確定性的時候，很基本的一個原理就是要啟動超級底線管理，應對未來的超級不確定性，我們必須把疫情的管控進行階段化，根據不同階段面臨的問題、主要矛盾來設定階段性的目標，進行出台階段性的政策，而不是簡單按照常規的中長期規劃來進行來處理。
劉元春表示，面對超級疫情，我們需要回歸科學、回歸理性、回歸常識，我們就能產生超級智慧。第一，我們一定不能拒絕非常規貨幣、非常規政策的啟動，這個非常規政策一個是我們前期所實施的從市場軌向全面的行政管控軌跡調整，這是非常規政策。在復工復產以及未來一些超常規政策，讓企業、個人、國家、社會這幾個主體進行損失共享共擔的機制，我們要考慮怎麼構建這種機制，而不是像以往那樣簡單的進行貸款、普惠金融，在這種超常時期這種政策沒有效果，因此必須要啟動超常規政策，過去這些年我們一談“刺激”就色變，刺激必然要有後遺症，但是不要因為有後遺症我們就不刺激，要對後遺症的成本收益進行權衡。
第二，我們的底線管理要分階段、分批次實施，而不是一個簡單的終極目標管理，特別是今年雖然好像剩下來只有三個季度，好像是個短期概念，但是對於疫情管控來講，它是一個中期概念，而對大疫情來講不同階段的政策目標、政策工具是不一樣的，因此我們在不同階段的底線管理和底線目標的設定一定要很精准。
現在很多人談到“新基建”，比如新的城鎮化和都市圈，這些主意都非常好，但是一定要認識到建設這樣的中長期項目要想真正有效，必須要建立在大量改革的基礎上來實施，一定要記住我們下一步所面臨的衝擊，特別是世界外部環境停擺所帶來的外部需求、外部供應鏈產業鏈的衝擊是“超級衝擊”。
第三，疫情目前看來是短期外部衝擊，但是它會通過生產主體的倒閉、民眾生活的困頓以及整個經濟循環的變慢，從而使外生衝擊內生化，使短期衝擊中長期化、趨勢化，那麼這個時候帶來的損失更為嚴重，因此在復工復產階段必須要有行政大推動，同時配合以需求大拉動，這個政策非常重要。現在很多地方復工復產了但沒有訂單，以及外部環境發生急劇變化，前期的成本可能再一次停擺所導致的成本更加上揚，因此復工復產後應對下一步的衝擊，這一點上很重要。
在這樣一種狀況下，未來外部衝擊有不確定性，復工復產有不確定性，疫情衝擊再叠加傳統趨勢性下滑和周期性下滑的力量，這幾大力量的叠加，政策的力度要有一個基本性，劉元春建議3.5萬億的減稅降費、2萬億基建的擴張和1萬億的政策補貼，一共6.5萬億的財政刺激計劃一定要快速推出，因為這在引導預期、穩定市場、提前對衝下一步的變化，應該是一個很基準性的力量。在這個基準方案基礎上，我們再來討論下一步該往上調一調，還是往下調一調，再做一些相繼決策。面臨未來的極其不確定性，我們只有在不斷變化中不斷調整、不斷吸收一些教訓，才能真正的打贏這場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