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高永文就任香港特區政府食物及衛生局局長，五年任期內，他從未鬆懈過“防疫”這根弦，“我除了去日內瓦參加世衛會議，從不敢飛離亞洲區，出門前都先咨詢旅行社，一旦有突發情況，最快可以搭哪班飛機返港。”他與時任副局長的陳肇始心照不宣地分任AB角，“總要留一個守在香港”。
經過“非典”一役，高永文深刻認識到公共醫療系統的重要性，在醫療資源配置上他有意對此有所傾斜。當年有四塊地可以建私家醫院，他只用了兩塊，其餘的用來建公立醫院，始終警覺“不能讓公立醫院體系萎縮”。
香港的公共防護體系在新冠肺炎疫情應對上發揮了重要作用。目前每天確診病例多是境外輸入，而香港在不封城的情況下，只能依據基本公共衛生原則處理，其中檢測、隔離、接觸追蹤是最重要的三步，並且要相互配合，方能見效。
“香港在每一步都有布局。”高永文認為，隨著控制人流、減少聚集等一系列措施到位，他判斷疫情應該“基本可控”。
“我這裡就是一個中轉站”
結束在行政管理崗位的任職後，高永文再次回到他熱愛的臨床工作，做回了一名骨科醫生。
在高永文心裡，從醫是崇高的事業，“好好治療和保護病人是醫生的天職”。在香港，醫護人員的專業精神有目共睹。但在疫情暴發初期，受一些政治因素影響，一些醫護人員一度採取了所謂的“罷工”行動。高永文說，大敵當前，醫護人員要團結一心抗疫，新冠病毒才是我們最大的敵人。“作為一個醫護人員，底線就是不能犧牲病人利益。”
抗疫期間，高永文利用自己的社會影響力，參與組織一些如“全港社區抗疫連線”的公益團體，為抗疫奔走助力。他一方面為捐贈方和需求方做好聯繫對接，另一方面，他們成立了由13名專業人士組成的團隊，開設抗疫情緒支援熱線，為有需要的市民提供服務。此外，他們還與浸會大學合作，將其捐贈的5000份預防新冠病毒中藥衝劑，派發給高危群體，特別是長者。
在高永文的診所裡，無論是小庫房還是辦公桌下，堆得滿滿當當的都是裝滿了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物資的大紙箱。“前幾天更多，我這裡就是一個中轉站。”他笑著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