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調入市供銷合作社擔任一把手後，蔣旭燦自認為終於找到了發揮“個人才幹”的平台，就開始盯住項目合作開發領域，在重大項目決策上搞“一言堂”，違反原則、突破底線。如在市供銷合作社開發二號橋地塊項目過程中，蔣旭燦通過特定關係人介紹，接受他人請托，內定不具備房地產項目開發實力的王某某為項目開發合作對象，而王某某在項目開發之初就未按合作協議約定投入前期資金，其所在公司也未按持股比例投入相應資金。最終王某某公司僅出資5000萬的項目拆遷安置費用，就獲得了數億元房產項目的合作開發權，致使二號橋地塊項目開發風險驟增，市供銷合作社集體利益嚴重受損。這暴露出供銷合作社在重大項目決策等權力運行上缺乏有效的制約，接受的監督也存在“盲區”，制度上存在“漏洞”，為蔣旭燦濫用權力提供了條件。
蔣旭燦收受的810餘萬元中，發生在工程建設領域的占比超過一半。他在市供銷社與民營企業合作開發工程項目時，對制度規定搞變通、打折扣，甚至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明知故犯，以實現其權錢交易的目的。如在市供銷合作社下屬的原市出口茶葉拼配廠改造項目中，蔣旭燦明知招標方案未經發改部門核准，卻擅自決定對該項目採取邀請招標方式，嚴重違反招投標相關規定。王某某因此成為合作方，出任項目公司法定代表人，在該項目上夥同建築商以虛增工程量的方式套取並侵吞工程款300萬元，導致市供銷合作社集體利益嚴重受損。事成之後，王某某將其中100萬元送給蔣旭燦作為“答謝”。
逐一剖析風險點，寧波市紀委監委有關負責人介紹：“供銷系統在項目合作對象選擇上把關不嚴，合作以後對項目經營情況、資金使用情況等又監管不力，甘當‘甩手掌櫃’，導致投入的資金有去無回，集體資產大量流失。此外，供銷社改制期集體資產處置風險，主要是下屬企業股份改制中，容易出現的低價出讓股份、謀取不法利益導致集體資產流失問題。內部管理風險，則是下屬企業通過空置場所租金、對外借款利息、運輸費用收入和產品銷售返利等形成的‘小金庫’，用途集中在提高員工收入、發放獎勵、彌補職工應交的個人所得稅等方面。”
此外，記者梳理發現，供銷合作社主要通過幹部人事任免、資金使用及重大事項決策對下屬企業進行管理，而這些環節均有幹部因貪腐問題涉案。
嚴明紀律規矩 扎緊制度籠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