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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毅夫（來源：中評社資料圖） |
中評社北京4月3日電（作者 汪毅夫）一本關於書的書，“讀書種子” 黃仕忠話說讀書、教書、寫書，借書、淘書、藏書，乃至校書、贈書和賣書的《書的誘惑》，果然是擋不住的誘惑：接到書的一日夜裡，我已經讀了兩遍、想了好多。
黃仕忠教授是廣州中山大學的學術牛人之一，長期從事中國古代戲曲史研究和教學，成果（包括門下桃李）相當可觀，讓人好生欽佩。在我看來，做戲曲史研究的人，往往有冷、熱兩副心腸。台灣學者洪棄生（1867—1929）曾“向友人借得《鈞天樂》一部”，並在《閱〈鈞天樂〉小柬》說明讀古人戲曲宜有的兩種態度，一是“宜仔細尋其脈絡、玩其結構、賞其雅唱、識其寓言”，這是冷處理：研究者對研究對象保持冷靜態度、與研究對象保持距離，以做仔細之研究；另一是“要須一部屈子《騷》、馬遷《史》，一副嗣宗淚、禰衡口，合作一場鼓吹耳。然又須蓄甕清濁酒，刮一雙青白眼、開一個不合時宜肚，乃得澆潑其積年塊壘、發洩皮裡陽秋，不然，重負作者”，這是熱作業：研究者將個人情感同研究對象混同，來一道熱烈的再創作的工序。黃仕忠教授的研究乃臻於更高的境界，他追求的是個人的情感同作為研究對象的“作家的心靈”的“對話”：“當深入某一作家的心靈，便是得到一個永生不渝的知己，靜夜之時，每可作心靈的對話”，對話“深入”而不失彼此之分；另一方面，研究者個人情感完全不介入作品研究，他做的版本、校勘、輯佚、考據和目錄之類的作品研究是相當冷靜而仔細的。
《書的誘惑》裡有許多值得借鑒的學術經驗。例如，“隨徐先生研讀《史》《漢》二書，我得到了很好的學術方法訓練。後來在研讀《琵琶記》時，我發現早期版本與明代以後的版本相較，在文字上有所不同，所以也很自然地選擇代表性的版本，做了詳細比勘，一一羅列異文，細細體味不同的細節處理在具體演出及刻畫人物心理上的差異，體味明人改本在局部場景下對人物心理的新理解、定位，與劇本整體是否相洽。這樣多方揣摩，對劇本的理解漸趨深入，慢慢構成對作者整體思路的一種新的理解。又把‘原義'與明人依據自身思想觀念的要求而增加或強化的那些‘引申義'加以區分，從而發現今人對於《琵琶記》負面評價的例子，大多與明人的改動、選擇性強化有關。”30年前，我隨劉登翰教授等編寫《台灣文學史》時發覺，像我這樣的中文系（所）出身的學者，因為不曾接受史學學術訓練，往往發生史學常識錯誤。黃仕忠教授的學術經驗則從正面證明中文系（所）出身的學者接受史學學術訓練的必要性。
從《書的誘惑》可以看到，黃仕忠教授對師輩、同輩和後輩學者的誠摯態度。 師輩在世，當執弟子禮甚恭，卻不可對人言必稱“吾師”以自炫；及師輩逝去，則當尊師如師在，常語人曰“我的老師”以志師恩並記學術傳承也，代代學人皆當如是。我曾到中山大學，親見黃仕忠教授的團隊親密合作、承王季思教授而來的中國古代戲曲史研究的學術傳統延伸於不墜的情形，心裡很是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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