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2月6日電／面對疫情，醫學專家的重要性前所未有地體現了出來。專家們擔負著多種職責，既要救死扶傷，又要向大眾提供各種安全建議、防護知識，還要給決策者提供建議。可以說，專家擋在我們和病毒之間，他們是社會的守護者。
這些天來，不少專家贏得了公眾的好感與信賴。鐘南山就不必提了，其他還有上海華山醫院傳染科主任張文宏、天津疾控中心傳染病預防控制室主任張穎等，他們的發言都傳播甚廣。
但是同樣不容忽視的是，有一些專家的發言尤其是在前期的發言，引起了不小的爭議。比如2月3日晚，國家衛生健康委專家組成員、北京地壇醫院感染二科主任醫師蔣榮猛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從目前總體來講，兒童也是易感人群，新型冠狀病毒是一個新病毒，所有人都沒有免疫力。這個說法讓許多人聯想起之前所謂“兒童不易感”的專家說法。
“兒童不易感”的說法來自於1月22日上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就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傳播情況舉行的新聞發布會。當時有日本記者提問，特別問到這個病毒對兒童和年輕人的危險系數有多大。當時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回復稱，“它（新型冠狀病毒）對兒童、對年齡比較小的人的影響，就目前的流行病學和目前的認知來說，確實不易感。”
坦白說，媒體從這句話中總結出“專家：兒童、年輕人對病毒不易感”不能算斷章取義，所以不能把責任算在傳播環節。當然，專家的發言是有限定語的，“就目前的流行病學和目前的認知來說”。我們對病毒的認知是漸進的，簡單拿2月3日的認知否定1月22日的認知可能不太公平。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同樣在1月22日，本文前邊提到的張文宏主任針對“兒童不易感”提出了不同的說法，他說，“在所有的病人當中，兒童的感染人數似乎比較少，但是我認為就此得出兒童不大容易感染，可能還是論據不充分的。因為這次所有的受感染的人，其實都是有一個傳染源的接觸的一個過程……在這段時間裡面，孩子都待在幼兒園和學校裡面，孩子直接獲得感染的機會事實上降低了。”張文宏還提出了一點，疫情初期很多成年人都沒有防護意識，但中國的家長哪怕出現一點點的風險，第一件事情就是保護自己的孩子。
事實證明，張文宏的說法更能經得起時間的檢驗。在同一個時間點面對同樣的數據，如何理解如何分析，以及如何向公眾表達，對專家群體來講是一門值得認真琢磨的學問。作為社會守護者的專家，不是躲進小樓成一統的人。
與此類似的還有關於“病毒能人傳人”被延遲披露的爭議。1月31日，中國疾控中心副主任馮子健曾回應稱，早期已經有“人傳人”的看法，但受當時條件限制，謹慎作出“未發現明顯人傳人現象”“不能排除有限人傳人的可能”等結論。他說，“對疾病的認識有個過程，它不會一開始就把全貌展露出來。”
更為離譜的是新華視點1月31日微博報道的“雙黃連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狀病毒”，整個報道中就一句結論性的觀點，既沒有臨床數據也沒有實驗描述，而且用“抑制”這樣似是而非的詞匯。而公眾是無法分辨體外實驗與臨床試驗的差別，也無法第一時間理解“抑制”代表的效果，從而將“抑制”誤解為“預防”、“治療”，導致雙黃連一夜售罄，占據了SARS時期板藍根的“神藥地位”。
從專業層面講，這些說法在當時可能是沒問題的。但從客觀上來講，這些說法也確實讓不少了放鬆了警惕，不利於疫情控制。那麼有沒有一種可能，專家們在第一時間的發言既在專業上是謹慎的，又在社會效果上是有利的？我相信這種可能是存在的。比如專家發言時不要太惜字如金，讓人揣摩言外之意、話外之音，而是多一些通俗易懂的家常話。
我冒昧杜撰一下：
“我們對病毒的認知還很不全面，現在未發現人傳人現象不等於真的沒有人傳人，更不等於將來不會人傳人。我們認識病毒需要時間，但是在這段時間裡，病毒不會歇著。面對新型病毒，我們不能低估它的潛在危害，大家盡量勤洗手、戴口罩、少去人多的地方，反正沒有什麼壞處。”
我杜撰的這段話當然很不專業。但是專家作為溝通的橋梁不能只有專業思維，更要有受眾思維。普羅大眾可以不懂專業術語，但專家必須懂普羅大眾的心理、行為習慣。專家發言不能滿足於在嚴格的科學意義上成立，而期待公眾對“目前的流行病學”這些詞匯有精准的理解，而應該預測到傳播過程中可能會發生怎樣的誤讀。
公布疫情信息要謹慎不假，但是提醒公眾注意未知風險、注意衛生常識不會造成負面後果。可能有時候有的專家腦子裡的“大局意識”綳得太緊，害怕話說重了造成不好的影響。這需要從制度層面解除專家發言時的後顧之憂，同時專家們也要知道，不管你此時此刻說什麼，時間總會發出洪亮的聲音。學習如何對公眾發言，就是學習如何做時間的朋友。
來源：風聲評論 作者:特約評論員西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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