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認為,相比較而言，宏觀政策的重頭戲應該放在財政政策方面。關於財政政策，先要想清楚三件事情。首先，經合組織為財政健康劃過兩道邊界線，一是財政赤字不超過GDP的3%，二是公共債務低於GDP的60%，這兩條線的關鍵是政府的整體資產負債表，僵硬地死守3%的赤字率，可能沒有必要。其次，中央、地方的財政要算總賬，過去幾年中央財政擴大赤字，但地方平台融資收縮，總體看來政府的總開支不僅沒有擴張，反而還減少了。最後，財政擴張不能總是重複“鐵公機”那老一套，這次應對疫情尤其如此，宏觀政策要穩增長，但更關鍵的是要穩民生、穩社會。參照美國在全球危機期間的做法，國務院或許可以經全國人大授權，建立一個專項的緊急“救助基金”。
具體可以考慮在如下五個方面採取一些措施：第一，央行應該適度放鬆貨幣政策，包括增加注入流動性與引導LPR往下走。相對寬鬆的貨幣政策環境有利於緩解企業的財務壓力，擴大融資規模，降低資金成本。財政與監管部門也應該支持金融機構加快處置不良資產，補充資本金，這樣才能讓金融機構更好地為實體經濟服務。需要注意的是，政府不宜強制要求金融機構為困難的中小企業增加貸款，尤其不能行政命令降低貸款利率。若有需要，財政部門可以考慮為困難企業的貸款提供臨時性的貼息。第二，為新經濟渠道提供各種政策支持，增加網絡消費。與2003年非典時期相比，新經濟形態已經成為生活中的一個重要部分，網購已經占到社會零售總額的20%以上，這為化解疫情衝擊提供了緩衝空間。老百姓不出門，可以叫外賣，在京東、淘寶購物，甚至到網上看新電影《囧媽》。但所有這些服務仍然需要人來提供，包括加工、投遞。如果政府可以為這些新經濟渠道提供防護、消毒器材，甚至經濟補貼，可以幫助降低疫情對消費的衝擊。第三，為中小企業提供稅收等優惠，幫助它們度過難關。許多中小企業的經營狀況本來已經岌岌可危，這次受到疫情的影響，也許會讓相當一部分餐飲、交通、旅遊、零售、製造等領域的中小企業更加難過，甚至一些大型企業也可能遭遇很大的財務困難，但這些困難很可能都是暫時的。政府應該考慮採取一些措施緩解所有這些企業的困境，比如大規模地減免它們的稅收，甚至為部分企業提供一次性的補貼。第四，幫助受疫情衝擊而失去工作的人員，特別是缺乏良好的社會保障的農民工。過去農村是農民工的蓄水池，城市經濟形勢好，大家都出來打工，萬一經濟形勢不好，很多農民工就會暫時返鄉。但現在這樣的功能越來越弱，無論是在城市就業多年的年長一些的農民工，還是年輕一代的農民工，大多很難長期回鄉生活。政府的幫助可以形式多樣，包括幫助安排返鄉，就地尋找再就業的機會，甚至提供臨時性的生活補助。最後，有針對性地增加公共服務設施建設，包括醫院、學校和城市交通。這次疫情暴露出一個問題，即在大部分中部地區城市包括武漢，人均醫療設施偏少。解決這個問題，首先要靠提高管理水平，但同時也應該抓緊時間補短板，多建一些醫院。最近全國開始推開戶口制度改革，特別是在地級市層面，將來大量的農村人口進城，對於醫療、教育、交通和住房能力都可能構成挑戰，政府應該未雨綢繆，降低未來公共衛生風險事件的概率。未來疫情發展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因此政府在制定相應的宏觀經濟對策的時候可以考慮分步走，將來根據進展漸次推出。如果在兩周內疫情真的控制住了，那麼只需採取一些短期的補助與減稅即可，如果疫情延續較長時間甚至不斷惡化，那就可能需要規模大、力度大的刺激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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