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婚晚育、單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礎。中國結婚率2013年見頂回落，離婚率持續攀升；晚婚晚育現象日益突出，1990－2015年平均初育年齡從24.1歲推遲至26.3歲，主要初育年齡從20－27歲推遲到22－29歲。因婚姻市場匹配問題及單身主義等，“剩女”規模快速增加至約600萬，學歷越高“剩下”的概率越大。此外，丁克家庭、不孕不育人群增多削弱生育基礎。
住房教育醫療等直接成本、養老負擔、機會成本高抑制生育行為，“生得起、養不起”。房價快速攀升，2004－2017年房貸收入比從17%增至44%；教育成本明顯攀升，特別是公立幼兒園供給嚴重不足，1997－2017年中國公立幼兒園在讀人數比例從95%降至44%。醫療費用持續上升，1995－2017年居民醫療保健支出上漲22.4倍。“四二一”家庭結構養老負擔重擠壓生育意願。女性勞動參與率高但就業權益保障不夠，導致生育的機會成本高。
國際經驗：鼓勵生育效果如何？
法國：積極推進家庭和工作的平衡，總和生育率接近2。法國早在二戰前就開始鼓勵生育，通過完善細致的津貼體系、多樣化的讬幼服務和打造家庭友好型企業氛圍等來實現工作和家庭的平衡，2016年總和生育率達1.96。2013年法國家庭福利開支佔GDP比重達3.7%，在OECD（經合組織）國家中排名第三；2014年0－2歲入讬率達51.9%，遠高於OECD水平。法國大企業攜手打造家庭友好型企業氛圍，男女勞動參與率差距不到10%；此外，佔比約9%的移民對法國生育率回升也起到一定作用。
日本：傳統性別分工激化工作與家庭矛盾，總和生育率停留在1.4左右，人口形勢嚴峻。日本在1970年代之前一度控制人口，1990年代開始鼓勵生育，但2016年總和生育率仍停留在1.4，低生育率導致日本人口於2008年見頂、2100年將比峰值減少53%，並且老齡化程度為全球之最。原因在於：一方面日本錯過了調整生育政策的最佳時機；二是日本鼓勵生育力度較弱，家庭福利開支佔比僅1.5%，在OECD國家中排名倒數；三是日本“男主外、女主內”性別分工較為普遍，職場性別歧視嚴重，越來越多日本女性放棄結婚生育，1990－2015年50歲以上女性終身未婚率從4.3%激增至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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